《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十)：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去年端午渡口书店放了一次中研院史语所的纪录片我才第一次知道傅斯年的名字。片子讲成立于1928年的史语所因时代动荡，历九次迁徙，最终于1954年定址台北南港。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筹设全国性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请当时的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担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的傅斯年任史语所第一任所长。
1948年，时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不顾友人反对，面对他所服膺的政府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情况下决定回国。年底，他去南京机场迎接他自己派出的抢救北平杰出学者南下的飞机，看到机舱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名学者，失望之极。不久，又知悉两位老友自杀，傅斯年倍感痛苦，自杀未遂在房间内锁了三天，反复背诵陶渊明的诗。
他背的是《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傅斯年与史语所
1928年4月，史语所筹备处设于广州中山大学，在广州创所时期，傅斯年撰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意》一文，鼓励研究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找东西”。
创所元老李济先生曾回忆当时的情形：民国17年冬天，从印度回北平时，在广东停止，第一次到广州，碰见了傅斯年先生，他正筹备史语所，且热心地说，办史语所最要紧的一件工作是：提倡近代考古学，要用考古学方法收集材料，整顿过去的历史。
傅斯年终身任职史语所所长，期间管理十分严格，因此被畏惧他的年轻学者取外号叫“胖猫”，有害怕的意思在。并且还因为时代动荡频频带着史语所西海为家而获得了“搬家先生”的绰号。
傅斯年规定，史语所的目标是客观揭示民族的过去，不对政治施加影响，而是推动绝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和建立自主的研究领域。而另一派历史学家，尤其是左派史家坚信史学应与大革命相关联。
但“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傅斯年，也在思考“书生何以报国”这个紧迫的当下问题。1932年，傅仓促写出《东北史纲》第一卷，以反对日本推销的《大东亚民族史》等历史书，与史语所定下的客观性的历史原则相抵牾，他的“民族情感压倒了学术规范”，因此备受同行批评。
但史语所仍然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史家、考古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比如在张光直列举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六名考古学家中，其中四人来自史语所，他所列举的四位殷商史研究的顶尖学者全部出身于史语所。这里或许还有一个可以询问千年的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傅斯年与台大
傅斯年作为现代学术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他组织和领导的学术群体不仅是史语所，还包括北大和台大。动乱时期，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并为西南联大也是傅斯年建议的。
49年1月，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将全部精力献身于台大。在台湾，傅斯年以校长著称，远胜于一位历史学家，在今天的台大，他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以其名字命名的傅园、傅斯年大厅，纪念他的傅钟，都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傅斯年。其实他只在台大工作了不到两年。
人们怀念傅斯年，不仅因为他从大陆争取来许多有名望的老师，也因为他不允许政府高官获得教授职位，这在政治权力干预学术事务的年代是非同寻常之举。他在担任北大代理校长期间曾经平拟昆明学生运动，劝服学生停止罢课，尽管傅斯年将学界和政界关系划清，他确实具备处理学运的能力。在他担任台大校长后不久，也遇到了台湾的学生运动“四六事件” ，不过他以“我不兼办警察局”保护了很多学校里的左派学生。
傅斯年与胡适
当胡适以一个年轻留学生回到北大教书时，讲哲学史从东周开始，没有被学生赶走的原因竟然是中文系学生中的傅斯年说，胡适走的路子没有错，你们不能赶。
傅斯年一直是胡适的保护者和支持者，当傅为胡适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做了很多大改革，也是为替胡适铺下坦途。有玩笑说：傅、蒋二人办事才干远过于蔡元培和胡适，可是会办事的是北大的“功狗”，而办事令人不敢恭维的成了北大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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