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后，紧接着是解放战争。傅斯年随国民党进入台湾，自己也步入晚年。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于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事物的可能**到乐观，甚而回归了曾极为反对的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要求台大所有一年级新生读《孟子》，并设立“孟子心得奖”以奖励那些读有收获的学生。这或许是由于其对自己革除传统时为马克思主义铺平道路的自责和无奈，也何尝不是一种经历人生洗练后的文化寻根与宽容平和？正如海浪，纵使波涛汹涌，在海滩处也终归风平浪静。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不可否认地，“一团矛盾”会带来思想的痛苦与内心的纠结。但是，经过一次次的自我反思与追问，我们看到傅斯年的思想在深化、在**和选择中渐趋理性；也正如戏剧中刻意安排的矛盾，傅斯年的思想冲突更深刻地表现了他生命的张力和个体在时代的搏动。这本书的结语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我并不认为傅斯年是失败的，或许之前的期望在不断转向，甚至遗失、落空，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正是不安吗？我们自己的发展也就是在一次次思考与变化中不断*、向前的，说人，也是说世界。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读后感(九)：“一团矛盾”的人生
“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傅斯年 12月20日是傅斯年忌辰，1950年，一生好抨击政府的傅大炮在议会被质询台大行政管理时，悴死于脑溢血。一年前，他自书卷轴“归骨于田横之岛”，一语成谶。 现代学术而言，傅斯年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但由于曾被列为战犯，他的名声一直不显。这本书原为王汎森的博士论文，写在二十多年前，原稿为英文。今天对于傅斯年的研究已经很多，但这本书“藉傅斯年看他这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心态的起伏变化”依然具有典范作用。上述所引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傅斯年的心境与人生，同时他也常用“一团矛盾”来形容自己。 民国初年，新与旧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学术领域，怀抱救国图存理想，对传统常持有极端看法，社会的氛围是全盘西化，摈弃传统，乃至连汉字也要用罗马字母来改造。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固然可以说大致分成两派，旧的一派为章太炎、柳诒徵、林纾等，新的一派以胡适为代表，但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从社会舆论来看，新的已经彻底压倒旧的，但所谓的新人物却往往具有较强的“国学功底”，不说钱玄同、吴虞等人几乎就是纯粹的传统人物，即连洋博士胡适也具备了极好的古典学术底子，他能担任北大教授，《诗三百篇言字解》的功劳至少当占一半。一方面是抛也抛不掉的传统学术，一方面是救国亟需的西方学术，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学人都无法摆脱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吴宓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拟，“二马裂尸”。 学术上，傅斯年有几个巨大贡献：一 是建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终身担任所长，以“集众”的方式聚集了大批人才借鉴西方的新方法研究历史，这种新方法后来普遍被认为是实证主义与兰克史学的结合，极其强调第一手材料的重要及其收集材料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人类学、田野考古、地层研究等，侧重于“整体的观察”，从而与古代极端注重文献以及有字文物区别开来，也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扩展，他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找材料”，明清大内档案与殷墟发掘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系列的研究最终制度化，并培养出一大批学术人才。二是拆散了一系相传的中国古代史架构，代之以不同族系并进的多元进程，提出了中国文明多源论，代表作为《夷夏东西 说》、《周东封与殷遗民》，他运用发现的新史料进一步扩展了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认为周在西，殷在东，两者互为夷狄，只是西周战胜殷商以后，历史被掩 盖了。三是针对儒家内省的道德哲学，致力于去除古代史的伦理化，解除或减少古代中国思想之哲学含义的神秘性，他通过追寻语言发展的轨迹来追溯思想，继承阮元的《性命古训》，写成了《性命古训辩证》，极力证明“性”、“命”这两个儒家至为关键的两个词语事实上并没有内省的含义。他并不反对儒家，他曾经是 “旧学最好的学生”，他只是要运用现代学术观念来重新诠释儒家以及其他学术，他对经学史上谁是正统的争论毫无兴趣，一个即物穷理，客观公正的学术传统才是他所看重的。 作为一个动荡年代的学者，他始终没能摆脱政治。从五四运动的主将到《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他对时势始终保持关注，他的一生所思所想莫过于如何使中国富强，当他觉得必须依靠西方学术时，他决定去欧洲游学，他想要“把洋人从中国驱逐出去并将其消灭，让中国的领土扩大到苏伊士运河”，这段酒醉之后的独白颇能说明他的真实想法，这是新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爱国情绪，在欧洲游学刻了一枚“天汉之后”的印章，爱国主义与反传统是他一身都无法摆脱的矛盾，因为爱国必须反传统，这是他的逻辑，但潜意识里他无法摆脱自己的旧学并极度重视过去的荣光。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面对抗日 救亡的需要，他编写了一部颇多错误的《东北史纲》，并强烈反对学者对西南民族进行的研究，因为这会为日本人分裂中国提供理论依据，尽管他发表了数量不少的 政论，但他执掌史语所的原则始终是有意疏离政治，他禁止通过编写历史或制造任何历史哲学来回答当下的政治问题，他只鼓励专题性的研究，让学术归于学术。因 此，抗日期间的这两个行为直接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爱国主义情绪已经压倒了追求客观的学术原则。他对左派以学术迎合大众的研究方法颇有微词，从后来的历史来 看，迎合大众的历史终于走向了极端，无可否认学术必然带有现实背景，学术所需要应对的始终是当代提出的问题，然而在具体回应方式上，学术必须客观、谨慎， 如果为了政治而迎合甚至屈从，学术必然沦为谎言与奴才。 傅斯年一生交游广阔，编织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学术网络，与旧派学者论战，因为史观不同而拒绝钱穆入中研院（钱穆直至73岁方才当选中研院院士），执掌史语所培养了无数人才，欧洲游学其间与陈寅恪至为相得（陈寅恪一生信件，除家人外，最多者为傅斯年），与顾颉刚同师事胡适，从发自内心“臣于顾颉刚”到各执一词，愈走愈远，他的一生牵扯到了大部分近代著名学者。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做事的才干，他甚至甘愿以”学霸“自居，只要”他这只胖猫在，史语所的人都会勤奋工作“，他性格有时显得暴躁，对看不过眼的事绝不容忍，他一举奠定了史语所的研究方向，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确立了台湾大学的学术风格与规模建制，台湾大学里的傅园是他的墓地，而已经成为台湾大学象征之一的傅钟是为纪念他而特别铸造的，只敲21下，因为他曾说过，“（人的）一天只有21小时，其余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他始终对政治持有批判态度，同时拒绝加入任何党派，这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独立知识 分子的选择。他鼓动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以期通过舆论影响社会，他两次抨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并最终导致孔祥熙、宋子文先后下台。他在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时对学生爱护备至，他极力维护学术尊严，抵抗警察进入校园，他”不兼办警察“事务，声称”你们要抓学生，就得先抓我“。 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得他对汉奸毫不姑息，坚定地驱逐曾与日本人有关系的教授，他曾经的老师周作人以及确有苦衷的朋友俞平伯、容庚都被他无情解雇。 这样一个炽烈的生命在55岁那年逝去，纵观他的一生，其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与英雄似的人格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他疏离政治，特别是学术上极力避免政治功用， 却又好写政论，“不能忘此生民”。他脾气暴躁，又有民主风范，创建史语所，招拢一批人确立了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方向。他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与 遮遮掩掩欲做帝王师的传统士大夫不同，他致力于批判社会的同时避免沾染权力，同时又有着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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