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陷入困境的社会里，欲望常常遵循着主导文化。在爱德华•韦斯特马克一八九四年的总结中，他提到：“一般来说，男性总是在人类有机体的可见特征的充分发展中发现美，比如性特征、种族特征。”此外，我们也许可以再加一条，即阶级特征。在《纯真年代》中，纽约社交界的每一个事物似乎都是可复制的。在家庭的空间里，我们常听说人物成长为他们父母的翻版；我们知道，梅•阿切尔知足地死了，留下了一个与她自己一模一样的女儿。在更大的公众空间里，我们看到遗产继承使得复制变得可见。歌剧院的演出剧目一年四季不停地重演；婚礼则使阿切尔处在一个可以返回到童年的仪式中。甚至为一场射箭比赛而制造的钻石包头的箭形胸针也是为了传给大女儿。
这种景象虽然自给自足，但它也以外部世界为目标。在阿切尔的婚礼上，一家人就礼物是否应该被“展示”进行的争论，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幼稚的行为，而是突显了怎样把自己的阶级地位展示给更多观众的问题。韦兰夫人同样乐意“把记者们放进她家里来”。她意识到自己的恐惧与“那群想方设法靠近帐篷接缝处的裁缝和记者”有关。明戈特太太“怪诞的露面方式”令一家人痛苦不堪，其中还混杂着“他们会给我女儿（梅）拍照，并且登在报上”的威胁。然而尽管阿切尔太太声称“贵族阶层”是新闻业的一个发明，实际上富有的社交界需要媒体将他们的独特性描绘给外面的世界。在小说的第一页，我们得知各类报纸已经学会使用恰当的话语。在音乐学院听歌剧的人被看成是“超凡脱俗的听众”。“本年度最风光的婚礼”预计也将得到一段热情洋溢的描写。范德卢顿先生能够从《泰晤士报》报道的到港船只的清单中“阅读”到他自己的重要客人。但是社交界的人们并不想在大街上遇到自己任何一辆马车的廉价仿制品。梅的一张照片是为了装饰新郎的书桌，而不是为了《炉火报》的时尚专栏，这些专栏紧挨着新英格兰的爱情小说和无酒精饮料的广告。如果我们还记得二十世纪初伊迪丝•华顿的《欢乐之家》里范•奥斯布夫的婚礼，那么就可以知道媒体已经穿过了帐篷，大多进了住宅里。在遍布全国的电影放映机里，有闲阶级得到再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向外界展示礼物的习俗已很好地建立起来了，而社交礼仪方面的书籍也在警告大家要防范越来越多的日常盗窃行为，比如特鲁布里奇女士嘱咐说：“当有贵重礼物在展览时，应该保证有一个或多个侦探在场。如果婚礼的规模较大，应该提前通知警察，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中，扒窃行为常常发生在教堂走廊里。”
这种重要的活动强化了独特性和不带杂质的阶级自我再生产的形象。小说的形式结构突出了这个模式，就像戏剧要在许多守旧的变体形式中不断扮演自身，一个家族的名字在不断排列中重又出现。遍及文本的是一堆用纸剪出的娃娃和用模板印在墙上的图案，这些千篇一律的图像萦绕在纽兰•阿切尔（和读者）的心中。然而，我们可以从这些仪式中意识到变化的程度。在格雷斯教堂，朱利叶斯•博福特佩戴着标志其家族荣誉的白色绥带。在夏天的午后，他在家里的草坪上举行射箭比赛，他拥有的财富使他提高了奖品份额。有闲阶级深陷在既想获得同一性，同时又需要差异的两难困境中。外来者的加入意味着原有体系的瓦解或力量得到更新。在任何一个极其狭小的领域里，迁就通融都会起到作用。如果艺术家们不会装饰画廊，人们就会对他们疏远冷淡。激进的团体始终处在小说的边缘位置。撇开埃伦的声音不谈，韦兰夫人以极富喜剧色彩的声调，大声读出了爱默生•西勒顿教授的请柬。这种声调显示出了他们政治或理智上的分歧。我们从未参加过“星期三午后俱乐部”，不过正如朱莉娅•沃德•豪写的那样，我们可以推测，在那里，思想、文学和谈论革新的话题“是明智的，即使是在夏季的纽波特”。我们也从未走进持不同政见者的家里，那里面住着“长发男人和短发女人”。在那里，西勒顿曾经在应该举办茶点舞会的某一天下午“为一个黑人举办了聚会”。
但是，为了保持防备外来者渗入的界限而改变阶级身份的认同，即使是有限的转变，也一定要小心对待。当外来者适应了该团体，社交界就会重新为其贴上标签，并忘记他们的背景，接纳他们，使之同化。尽管斯特拉瑟斯夫人是在西方殖民扩张和工业制造业的腐化环境下（如同“矿井”对杰克逊先生的意义）发家的，但在小说结尾处，社交界还是接纳了她：“人们一旦品尝了斯特拉瑟斯太太家周日的轻松款待，便不可能坐在家里去想她家的香槟是变了质的劣等货了。”美丽的容貌，一句欧洲的咒语，一位公爵的支持，一个有名的钢琴家，无趣的周日夜晚和一次水痘的发作，这一切使得转变的过程变得缓和。（正因此，纽约“设法完成了它的转变”。）在小说中，朱利叶斯•博福特以同样的方式为社交界所接纳。施展了斯德恩•凡勃伦在《论有闲阶级》（1899）中详细列举的所有手段后，博福特扔掉了在他名声不好的过去之上的一道屏障。他娶了一位来自“美国最受尊敬的家族之一”的穷困的美人，在他显示上流社会地位的宫殿里展示她（“打扮得像个玩偶，珠光宝气”），同时设计她的笑容和会客厅。他的所有工作都在这道屏障的背后进行。他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绅士：“年轻的博福特太太结婚两年之后，人们已公认她拥有了纽约最引人注目的住宅。”把接纳博福特归因于一个“奇迹”，一个突发的、无法解释清楚的自然转变，社交界保持住了自己的稳定和界限。但是奇迹掩饰了社交界的自我利益。博福特家舞厅的耀眼夺目，他们餐桌上的“灰背野鸭与陈年佳酿”，博福特太太完美的侧影精心地展示给歌剧院正厅前排就座的观众，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了纽约的繁荣：“博福特的家是纽约人乐于向外国人炫耀的一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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