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老纽约的家族们看似安全稳固，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威胁。尽管音乐学院仍然将“新人”拒之门外，但是一座新的歌剧院（为任何能负担得起的人配置了包厢）正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从一九二〇年这个隐蔽的叙述视点看，我们知道歌剧院即将修建好，而我们把这看成是一个阶级渐渐陷入危机的仪式。《纯真年代》通过教科书式的笔触，系统地观察了社会，并描绘了自己的领域。正如同时代的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在一九〇六年给学生的建议中所指出的，作为进行更复杂的社会分析的基础，完善巩固自己的数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某个居住区的范围和自然环境，组织团体的大小，该地区人们维持生计的模式，它的经济和政治阶级情况，以及一般的社会组织，部落的、君主政治的、民主政治的、等等……特别应该记录那些强制性的风俗所具有的一般流行意义。”（所有这些在初期的报告中就应涉及。）我们可以试试用她的方案来对比阿切尔眼中的纽约：该地区的各种细节（街道、房屋、房间、家具、衣服、装饰品），维持生计的模式（菜单？还是消遣？——奇弗斯家的宴会，范德卢顿家完美的草地，或是阿切尔家的女人们在沃德箱培育的蕨类植物），阶级情况（阿切尔太太用尖头金笔在每个名字上打着勾的一串客人名单，餐桌上的先后座位，男仆不准说话），或者固定在一起的邀请函、访问、宴会、听歌剧、跳舞和婚礼。所有这些事情带领我们进入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闲阶级的语言和存在中，同时组成了一种文化资本，通过它，有闲阶级维持并再生产出自身。正如批评家所揭示的，任何人都可以以此方式*到小说的世界中去。
我们不妨在这里继续举罗马潘趣酒和宴会餐桌的例子（按照民族学观点，这一直是文化雷区）。《纯真年代》中大量的宴会描写。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纽兰•阿切尔们举行结婚典礼时，潘趣酒无疑意味着一种身份的独占性，与之相称的是“灰背野鸭或者甲鱼，两道汤，一冷一热两道甜食，短袖露肩衫，以及有重要社会地位的客人”。在一九二二年之前，埃米莉•波斯特曾告诫道：“吃额外的主菜，喝潘趣酒，或吃热甜点，这是在一个新贵的餐厅里才有的事。”正如小说第一段告诉我们的，正当“新人”要威胁到纽约的上流社会时，他们就接受了这些“新人”：各种价值处在竞争关系中，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转变。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难懂的社交规则，了解究竟谁是可以邀请的客人及其原因，《纯真年代》给我们提供了一批权威，这些人充满自信地装配着小型双筒望远镜，夹杂着暗讽的修辞、格言、遥远的记忆和家世谱系，从社会地位的角度指导我们。我们由此学会了解读那些手势，聆听那些不言而喻的话语。甚至在文雅的交谈中，音节之间的间隔（“总之他——最后终于——娶了她”）都隐含着丰富的寓意。在显示出社交界纯洁度的房间里用餐，阿切尔太太和杰克逊先生可以安心地质疑其他人的背景。墙上的家族画像给他们自己的背景提供了保证。昏暗墙壁上挂着的深色相框，与不加掩饰的光泽相对立，后者是新富人们的标记。（在社交界，真正的贵妇们把自己的巴黎服装至少搁置两年再穿，以此斥责时尚的粗俗。）祖父们依然统治着餐桌：听听纽兰祖父的声音，他给出了如何保持家族纯粹性的忠告（“千万别把福斯特那个家伙介绍给姑娘们”）；阿切尔祖父的画像，则在一幢装饰有白色圆柱的乡间别墅前面，提醒人们曾经存在过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现在对家族私有财产的社会性的质疑。杰克逊先生以让人难以察觉的动作嗅了嗅蘑菇浇头，但拒绝了它，不过“他很可能要靠谈论埃伦•奥兰斯卡来充饥了”。女人和蘑菇很难被贴上标签，也许他们都是有毒的，都在可疑的地方生长，允许两者上餐桌也许是一件不明智的事。在下一章中，纽约社交界抵制了为埃伦举办晚宴的邀请。而在结尾处，则举行了最后的聚会，以此将她永久地驱逐出社交界。
餐桌上的话题是小说描写的中心。像那些宴会中的演讲者一样，《纯真年代》贯穿了外来者和分门别类的问题。在一个视流动为危机状况的世界，确定事物的边界意味着开始控制它们。阿切尔家族宣称自己的意见是一种社会规范；如阿切尔太太所说，其社会身份与“等级或阶级毫无关系”。它存在于“平民”和贵族血统之间的某个位置，而其财富和品行是衡量的准则。阿切尔太太说得很明白，她的家族财富来自于优良、干净的股票。按这种世界观，其余所有人的世界都是异常的体现。过度的财富和纵欲在其他方面被取代了——西方的斯特拉瑟斯夫人的酒吧，杜伊勒里宫或奥兰斯卡伯爵几英亩的玫瑰园，具有历史意义的珍珠和欧洲的索比埃斯基国王的祖母绿。极端贫穷仅仅间接地出现在一个附带的比喻中：“消磨时间”像幻影般困扰着韦兰夫人，“就像失业者的幽灵令慈善家不得安宁一样”。在这里，扮演反叛角色的将是超越了名门望族最远边界的幽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持久的经济萧条和纽约街头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我们知道，处在这个反叛根据地的心脏内部，阿切尔感受自己深陷在“老板和移民”之间，他认为国家掌握在这些人手里。他忧郁之间的阶级地位，害怕发行新的债券，公民社会的扩张以及种族和社会的流动性。为了走“中间道路”就需要经常保持警惕性。由于惧怕政治，“体面的人”和精英要想专心致志维持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就需要采取社会控制的其他手段。社会范畴的话语则提供这种手段：通过指出面孔、容貌、性情和理智的特性，渗透于十九世纪的关于“类型”的上述修辞可以辨识出“正确”的人，同时也能够驱逐社交场合中可疑的人群——比如，在这部小说中，即是指在纽约的上流社会这个滑溜溜的小金字塔之外的任何人。（阿切尔是一个机敏的人。他能立刻看出，里维埃先生的脸并不像一大群在“美国旅馆”常见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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