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交界的有趣事件也会即刻变成暗淡的幻想。我们知道，对阿切尔来说，博福特是一个好色和行为不得体的强力人物，但也是一个因其与纽约社交界的差异而有魅力的人物。由于不知其籍贯，他通过金钱、女人、语言、外国住地和新的事业，提供了多样的可能性，使自己成了另类的人物。他甚至可以说埃伦的方言，而这是阿切尔无法做到的。正如阿切尔暗示的，埃伦喜欢博福特，“因为他和我们相比是如此不同”。当阿切尔意识到这个“不期而至的人物”尾随着他和埃伦的相遇时，小说的叙述把他抛入了充满压力的时刻。甚至一想到埃伦就会想到博福特出现：阿切尔“思念着的那位夫人正坐在一个包厢里，跟博福特夫妇在一起”。在庄园主的住宅里，在情绪被激起和想象力被扰乱的情境下，博福特的出现似乎是阿切尔本身，是他的罪恶感的一个奇怪的化身，以忧郁的竞争者的形象投射到雪地里。
那次不期而遇强烈地影响了阿切尔，困扰着他：“每一次听见他的名字，他总会清晰地回想起博福特那笨拙的身影，穿着豪华的皮衣皮靴在斯库特克利夫的雪地上大步行走的样子。”在华顿写的鬼故事和其他作品中，她始终对二重身兴趣浓厚，其中另一个人往往是自我的阴暗面。越往后的作品中，这个幽灵特指经济和道德的主体，这个主体起而反叛、困扰那个把财富建立在他的劳动之上的人。没有给书取名为《文化的经济基础》，而是让这个富人呈现为一个阴郁的形象，让一顶帽子遮蔽了他的脸。这就是小说始终如一地描绘博福特的方式：他声音低沉，没有个性或有一定的威胁，“在明亮的灯光下，黑色的身影十分突出”。那么回答博福特的“真面目”是谁这一反复出现的问题，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是另一个阿切尔——是阿切尔的一个自我，他扮演了所有阿切尔无法胜任的角色。
为了与博福特竞争社交和心理上的相同地位，阿切尔对这位银行家的存在，有“一种无形的、不存在的感觉”。当埃伦把他和博福特的名字连接在一起时，阿切尔就退缩了。但是当他们一起追求埃伦，一次接一次的相遇，一次接一次的赴宴，这种连接就会反复发生。博福特唤起了阿切尔来自心底的某些困扰：“有关博福特的含沙射影已使他气得不顾一切了”。他对埃伦的所有质疑都否定了这个身份，但也在证实它，这在当他直接问埃伦博福特是否将要取代他时达到了顶点。他自觉的野心是要让埃伦“认清博福特的真面目，以及他代表的一切，并且对之产生厌恶。”而他比较阴暗的野心是要变成博福特。对阿切尔来说，只有扮演博福特的角色才能获得埃伦。（在晚宴上，关于博福特破产的谈论是对阿切尔自己的警告。）
对于绅士的行为和渗入其血液中的道德，那些根深蒂固的设想，意味着华顿不可能以阿切尔和埃伦的结合作为小说的结束。当她在手稿中给埃伦的情人们提供在一起生活的情节后，她实际上无法完成小说。在已出版的文本里，阿切尔不可能超越他社会角色的限制进行思考：和埃伦的交谈使他“哑口无言”，带着被“寒风冻结了的眼泪”，一脸茫然。（这位绅士甚至在面对想象不到的事情时，依然要放低自己的声音，为了不使他妻子的马车夫听到他们谈话。）他不可能变成博福特那样的人。为了确保未来，任何导致自我和社交界的结构分崩离析的人物一定会从纽约和小说叙述中被驱除出去。否则，如此写的话就相当于宣判一个阶级的价值观念的终结。一个难以归类的女人（没有结婚的、已离婚的、单身的或情妇）在该文化中没有任何位置：埃伦被送到了巴黎。当社交界的伤口自我愈合之后，博福特的**生活一定会被谴责。纽约把明戈特太太的中风重新描述为一次因消化不良引起的疾病，由此消除了丑闻。
人们听说“博福特到了君士坦丁堡，再后来又去了俄国。十几年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最后一章，读者没有再直接见到这个被放逐者。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对自我的种种选择被牢牢控制：在摒弃欲望和纵欲中，它抵抗社会规范的崩溃，所以从来没有试验不同存在形式的可能性：阿切尔被重新统一于一个稳固的（即使是刻板的）身份里。为了遵守已知的形式，文本也放弃其他的描写模式，并且意识到了现实主义的界限。另一种（幻想、现代主义，或者当代女权主义的）小说也许会把这些碎片当作一种从传统形式、阶级、性别和“性格”等概念中的解放。在这里，社会、心理和叙述的顺序结合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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