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阿切尔在知识上虚荣做作，并自命为一个“文化上超前”的人，但他的阅读却巩固了他的阶级地位和性别特征。他住在二楼阅读科学与文学，而他的母亲和妹妹挤在楼下的小房间里。后来他还把历史学当盾牌来反对他的妻子。他选择了一位名叫米歇莱的历史学家，如卢德米拉•乔达诺瓦告诉我们的，这位历史学家“痴迷于性别差异”。他凭借罗塞蒂的诗歌追求埃伦。甚至他阅读的人类学著作也是远离极端的。我们可以猜想，阿切尔的伦敦书商寄给他赫伯特•斯宾塞和十年间其他主流思想家（比如泰勒爵士、卢伯克和麦克伦南）的书，这些思想家给他提供了一些事例，如抢婚、准女婿仆役地位，和装出勉为其难做父母的假象等。他则根据上述事例把自己的经历演化成自身性格。
阿切尔通过使用“不可思议的图腾恐惧”、“神圣的行为”等术语来观察环绕华盛顿广场的庇护场所，并在一个即将消失的族群的习俗和仪式中，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风貌。不可否认的是，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个观察弥漫在整部小说中。但是不同于把小说作为整体看待的较为复杂的民族学视角，阿切尔的人类学视野是陈旧的。到了二十世纪〇〇年代，对“功能”的兴趣（小说的叙述者也有此兴趣）渐渐取代了为“生存”而演变的话语，前者依据功能的时代意义对社会特征进行解释。因此，站在一九二〇年这个有利位置，我们看得比阿切尔更远。（我们发现，当阿切尔沾沾自喜地凝视陈旧过时的事物时，小说文本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力的体系。）《纯真年代》要求我们去探索社会进程的课题。然而，“关于原始人的书”使阿切尔确信女人的危险性和现代父权式家庭的重要性。正如麦克伦南所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的优越性一定会普遍倾向于建立这样的（父权式家庭）体系。”
因此，阿切尔完全不是一个开明的民族学学者，他自己就是被名门望族的话语建构起来的。他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家族计划的体现，而小说也是围绕家族才形成的。在对订婚、结婚和父权的叙述中，阿切尔的认同始终关乎身份：他是一个儿子、兄弟和未婚夫，常被“新郎慌乱的动作”困扰。甚至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境况时（“我是谁？一个女婿”），他也不能冲破藩篱，最终因梅怀上了他的孩子这一胜利消息而陷入绝境。他的角色由官方声音、公司和社交界的发言人等铸造而成。这种角色使得他不得不代表所有的家族长辈们抑制那些威胁他们的女人。甚至当他听到自己说出“我们的思想”时，听起来就像是莱特布赖先生的声音。
叙述继续展开时，阿切尔开始试图以唇舌之功避开那些构成他的世界的语汇。在他与埃伦•奥兰斯卡极其痛苦的（被多次引用的）对话中，阿切尔总是会遇到埃伦自相矛盾的确定性，即他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社会角色而走到一起；对埃伦来说，也许并没有新的存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不存在我们！”），而只有他们始终不会相遇才有可能存在的一种脱离现实的、浪漫的结合。否则，阿切尔将一直是“埃伦•奥兰斯卡表妹的丈夫”，埃伦则是“纽兰•阿切尔妻子的表姐”，而陷入不光彩的暧昧关系里。
在纽约有条不絮的结构里，埃伦对血统的嘲弄牢牢地吸引了阿切尔（和我们）的注意。如果阿切尔仍然是依附在自己的文化中的社会主体，那么我们必须在阶级生存这一较广阔的语境中去理解他。《纯真年代》回顾了华顿父母生活过的纽约，一个被安放在历史和神话边缘的城市，就像谢里曼发现了特洛伊，或消失匿迹的岛屿亚特兰蒂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我们首先借助埃伦充满同情心的目光看到被重新发现的伊利昂（古代特洛伊城的拉丁文名）的碎片，它们作为该国的小物品，令人心碎地被损毁了，并且被贴上了“用途未知”的标签；然后再最后一个章节，这些碎片成了按科学分类的宝物。上述任一视角都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纯真年代》既被看成是多愁善感的，也被看成是客观冷静的作品），但小说的叙述也提供了更积极灵活的阅读可能性。它的节奏和年代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的两年里从容的场景描写，在结尾处突然转换到了二十世纪〇〇年代初期中的两天里）让我们把那些名目既看成是“用途未知”，也看成是有有效用途的，而且它们都遭遇了社会变迁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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