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晓，陈舸与万物达成协议的愿望超过了与任何人类文明达成协议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必然与对现行文明⑤的反思和怀疑联系在一起。“电视发射塔”，“挖掘机”，“市政管理局”，“发动机”，“铁铲”，“重型机械”，“邮政局”，等等，之所以在陈舸的作品里显得如此刺目，是因为它们全都听命于这个文明，改天换地，未尝稍作停顿。但是无论非用，还是享用，无论被动，还是主动，诗人必然卷入这个无计消除的现行文明。他也深感难辞其咎，并从暗黑之处捕捉到主体（“我”）对万物的恶意。作品《李屋寨札记》写及生意盎然的菜地：樋菜，萝卜，茄子，苋菜，白菜，卷心菜，豌豆，青椒，南瓜，豆角，黄瓜，苦瓜，丝瓜，油菜，香芹，葱，“各种蔬菜，在不同的季节月份出现/就像我只是经过”。结句中“就像”二字，恍若无心，实则着力，佯捂住万千杀机：我来并非审美，本意只为觅食。蔬菜之美不设防一如天地之无邪。另一件作品《大河村》，在诗学的隐喻之间，突然甩出一句哲学的断言，“我，是被拒绝的那部分”，被谁拒绝呢？桔树，桔花，……天地。还有一件作品《去海边》，写及车过隧道，则更为狷介和显豁，似乎天地都已经不可再忍，“哦，这沉默山体的，一截**//突然，将我们/ 连人带车的吐了出来”。代言人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对自身的厌恶——可以说已经忘我。忘我始有天地。提到“厌恶”这个词，不免马上想起张枣的《木兰树》⑥。张枣坚守着木兰树主义，像树神附体般地选用了这个词：“我在厌恶自己”。“我”自视如他者（the other），成为树的代言人，总是感到树之感到，“于是她佯装落下花，或者趁青空/飘飘而来的一阵风，一声霹雳，舞蹈着将我/从她微汗的心上，肌肤上，退出去 ”。惜乎这首诗竟为众人所不见。杰出的诗人总是包孕着将为后代诗人分别跟进和展开的种种向度。单就刚才讨论的这两件作品而言，与张枣相比⑦，陈舸或有不足，但是两者都表达了相同的甘愿：甘愿成为某种赘余之物。从早前的张枣到近来的陈舸，从“厌恶”到“拒绝”，从“退”到“吐”，成全了木兰树、桔树、桔花与天地之“舞蹈”，亦即伯特·阿尔蒙（Bert Almon）所谓“万物舞动之纹”⑧。诗人，所有人，应如虚设。可是在这个发展决定论时代，大家反复练习的，恰好不是虚设，而是强加；连诗人也不能全身而退：他只能在人与天之间求得艰难的和解，就像陈舸在他与“水中蜥蜴”之间所做的那样，——这恰是一种介入的态度。行文至此，实已牵出生态文学的第二个重要母题：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批判。依照这种观点，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社区，“将社区的边界扩大到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他们的全称即大地万物”⑨，并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下重建大地伦理。在这个新秩序之内，万物均无高下与尊卑之分。所以，陈舸《散步记》才把“低层的做粗茶，愈往上，愈为稀疏，//尖梢的一点嫩芽，才能制上好的龙井”视为“残酷的等级”。诗人此处自有寄譬，但是重建大地伦理，首先就要摧毁无论何种意义上的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陈舸对自然神性的辩护，有时候会转移成对女儿神性的辩护。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自然神性至高至崇，女儿神性也自有拥趸。从曹植到曹雪芹，已毋须再说，最为登峰造极的却是清人李汝珍。当今专治古典小说的学者，往往轻看此人，殊不知，待到《镜花缘》出来，自然神性与女儿神性才能够完全重合。镜花者，美也，暂也，幻也，正是万物之隐喻。这部奇书第四十八回如此写到，“那碧玉座上竖一白玉碑，高不满八尺，宽可数丈，上镌百人名姓”，从曼陀罗仙子史幽探，到百合花仙子毕全贞，百位花神，都是女儿⑩。陈舸亦将女儿和自然相叠加，《狐狸日记》首行已经显示此种端倪，最为昭然的当属《林中路》，“我的手，试图/向你身上最险峻的地方攀爬，/*腰际的海岸，/但最后终止于/一朵合拢的紫睡莲”。为有神性的光辉，连色情也能如此纯情：这种色情，已是反色情。此一点，可与顾城（尤其是《英儿》）做个比较。顾城亦有此种辩护的态度，只不过他从自然神性过渡到女儿神性，渐次展开历时性辩护；而陈舸，则是在两者相叠加的基础上展开共时性辩护。至于神性坍塌，童话破灭，顾城魂断激流岛，已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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