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批评家一行的看法，诗中的经验有三个基本层次，即瞬间的感受性经验、事件经验、地方性自然风俗经验。[3] 就此简单的分类来看陈舸的诗，瞬间的感受性经验和事件经验的书写在他那里已取得了极高的完成度，两者常常同时出现在一首诗中，配以恰当的篇幅比例，以准确生动的细节支持其这些经验的重量。他诗中的瞬间性经验带给读者片刻的欢愉或忧愁（如《野花》《半山》等），但这不可言明的感受又不会立刻消失，而是开始变化成那令人渺茫的回味——即一种气氛似的东西。而那些以事件性经验为题材的诗（如《茄子记事》《飞行》等）在充满了诸多“震惊”瞬间的同时，也显示出一种主题学意义上结构的能力。此类诗中大多数篇幅精巧、叙述平稳而不露痕迹，但仍将哲学、伦理或政治的思考寓予其中。陈舸在将事件性经验入诗的时表现出对取舍之道的深刻领会，巧妙的叙述修辞是从混沌的事物中抽取要义的保证。显而易见，从强调感受的瞬间经验，到不动声色但渗透深度的事件经验，陈舸在诗歌技艺上已经达致纯熟。
一行所谓的“地方性自然风俗经验”在陈舸的诗中也有大量实践，似乎他有意将其当作一个常规主题来写以发展个人特色。这种“地方志”式的写作集中在了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如李屋寨、马村、耿庄、东平镇……实际上，陈舸在他的大部分诗中已将地方性的风貌纳入诗中，只不过其目的不完全是地方性的。例如在记录个人成长、心智变化的《编年史》中，当他以一个儿童视角处理那些幼年经验时，人民电影院、国营糖厂、核电站这些具有地方性和历史性双重属性的对象就被置于诗中，一定程度上实现上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陈超语）。另一组《李屋寨札记》则围绕李屋寨这个小地方尽述了生活于此的本地人、外乡人、白昼、夜晚、黑狗、蔬菜、房屋、鸟巢……每一首针对某个对象抓取典型片段进行白描或隐喻。在对各类风物的描摹中透露着一个平凡人对地方的深情，这深情一如在陈舸其他诗中表现的那样：凭借出色的语言修养而获得了恰当程度的克制，以免沦为道德的重负。不过，整体而言无论是《编年史》还是《李屋寨札记》都未突破单纯的个人视角，而且常常带有一种陌生感。也即是说，陈舸在这些诗中的地方题材和地方风貌仍然只是浪漫主义层面上的个人表达。尽管有大量地方形象入诗，但仍然缺乏一种成熟的内在于地方的精神视角。
对题材的关注还不够，地方志的诗歌写作需要诗人有时间、有耐心*当地。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观光式的的书写视角常常携带着一个“自我”/“他者”的相对姿态，最后只能称为某类写作而非地道的“地方志写作”。前者常常以田园牧歌、人道主义关怀或阶级共同体的形态出现，这涉及到一个写作伦理的问题。在这三类写作中，写作者自身强烈的代入感最容易以某种对“他者”的想象表现出来。辩证而言，一种“外在的内在性”或者“由我及人”的沉思是缺乏的。地方志的诗歌写作必须弥补这种缺乏。让我们再看一首陈舸写于2009年收录在第二本诗集中的诗：《东平镇》。这首诗由那种充满好奇的纯真转换为更成熟的叙事语调，于此同时，陈舸也不再仅满足于片刻的震颤或修辞的飞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沿海小镇的各类风景以一种联动的方式悉数出现在诗中：不论是漂浮鱼腥的港口还是晾晒枯鱼的街头，不论是树下乘荫的老人还是伶仃的本子少女，都恢复了一种原生性的神态。这首诗被一种结构性的内在视野所支持，也即是说，对本地有深刻理解的本地人式的熟悉——因时间锻炼而来的智慧——是该诗打动读者的最大原因。于是，我们不会因为镇上数量增多的小汽车而感到特别的惊奇或叹息，也不会以某种夸张的修辞去强调新崛起的酒店。这首诗的最后两节近乎一个本地诗人的真理：
转来转去，还是站在这里 这里的时间，贴切的比喻是潮汐。 平静值得赞美，但远不是美景 久居的矮屋，变成湿冷的鱼鳞。 云，如此清晰，溶解着形式。 迟慢是自然的现实，以及迫不得已。 穿过这个小镇，就像一则逸事 没有什么，因为描述而改变色样。 ——《东平镇》当时间与人来来去去，潮汐的风景即是永恒。当我们醉心于一个地方的时候，实际上是醉心于它的平淡无奇、它本来如此的波澜不惊。即使书写是借隐喻使每个事物变成别的东西，但最后那些事物又回到自身。在同类的地方志式的书写中，《东平镇》显示出难得平静，就像沃尔科特一首诗中写到的那样：“对一位海滩上的老人来说，波浪已不是新闻。”陈舸开始将他诗歌教养中独特的兴趣和视力投到更高层次的经验对象上，其中有自觉的鞭策和提升。那种认为以写地方为主的诗人被题材所局限的看法，是一个天大的偏见。题材本身什么都不能说明，正是技艺、感受、情感等诗歌的教养使经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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