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是《文心雕龙》的第十八篇。“论”与“说”在后代文体中总称为“论说文”。本篇所讲“论”与“说”也有其共同之处，都是阐明某种道理或主张，但却是两种有区别的文体：“论”是论理，重在用严密的理论来判辨是非，大多是论证抽象的道理；“说”是使人悦服，除了古代常用口头上的陈说外，多是针对紧迫的现实问题，用具体的利害关系或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服对方。后世的论说文，基本上是这两种文体共同特点的发展。
本篇分两大部分：前两段讲“论”，后两段讲“说”。第一段说明“论”的概念、类别及其从先秦到魏晋时期的发展概况；第二段讲“论”的基本要求，附论注释文和“论体”的同异。把注释一概归入论体，是很勉强的，不过古代某些经传既独立成书，也表达了著者系统的学术见解，和一般学术论著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第三段讲“说”的含义和发展概况；第四段讲“说”的基本要求。
刘勰对论、说文的论述，除以“述圣通经”为“论家之正体”，表现了他浓厚的尊儒思想外，在涉及魏晋期间“崇有”、“贵无”之争时，还搬出了佛教的“般若之绝境”，这并非概念上的偶然借用，而是在“有”与“无”这场大论战中，作为佛教徒的刘勰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论断。这对我们全面研究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刘勰“博通经论”（《梁书·刘勰传》），对《文心雕龙》全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有关的，而对古代论说文的总结，也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见。如认为议论文要“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提倡能“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论文；强调“辨正然否”，反对讲歪道理而主张以理服人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悦”解“说”，要求“说”必须使人“悦怿”。这既抓住先秦辩论家善用寓言服人的特点，也是汉魏以后的杂说所继承的精华。刘勰一再肯定“动言中务”、“喻巧而理至”的辩说，对总结和发扬古代“说”体的文学特点，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
圣哲彝训曰经1，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2；伦理无爽3，则圣意不坠4。昔仲尼微言5，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6，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已前，经无“论”字7；《六韬》二论8，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9：陈政，则与议、说合契10；释经，则与传、注参体11；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12，则与叙、引共纪13。故议者宜言14，说者说语15，传者转师16，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17；八名区分，一揆宗论18。论也者，弥纶群言19，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庄周《齐物》20，以论为名；不韦《春秋》21，六论昭列22。至石渠论艺23，**通讲聚24；述圣言通经25，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26，严尤《三将》27，敷述昭情28，善入史体29。魏之初霸30，术兼名法31；傅嘏、王粲32，校练名理33。迄至正始34，务欲守文35；何晏之徒36，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37，与尼父争涂矣38。详观兰石之《才性》39，仲宣之《去代》40，叔夜之《辨声》41，太初之《本玄》42，辅嗣之《两例》43，平叔之《二论》44，并师心独见45，锋颖精密46，盖人伦之英也47。至如李康《运命》48，同《论衡》而过之49；陆机《辨亡》50，效《过秦》而不及51；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52，锐思于几神之区53；夷甫、裴頠54，交辨于有无之域55：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56，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57。徒锐偏解，莫诣正理58；动极神源59，其般若之绝境乎60！逮江左群谈61，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62。至如张衡《讥世》63，韵似俳说64；孔融《孝廉》65，但谈嘲戏；曹植《辨道》66，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67。
〔译文〕
圣贤阐明永恒道理的著作叫做“经”，解释经典、说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论”。“论”的意思就是道理；道理正确，就不会违背圣人的意思。从前孔子所讲精微的话，他的弟子追记下来，因此谦逊地不称为“经”，而叫做《论语》。以“论”为名的各种著作，就是从此开始的。在《论语》之前，还没有以“论”为名的著作；《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这两个篇名大概是后人加上的吧！仔细考察“论”这种文体，其支流是多种多样的：陈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议论文、说理文相合；解释经典方面的，就和传文、注释相近；辨论历史方面的，就和赞辞、评语一致；评论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类。所谓“议”，就是说得适宜的话；“说”，就是能动听服人的话；“传”，就是转述老师的话；“注”，主要是进行解释；“赞”，就是说明意义；“评”，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讲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对正文的补充说明。这八种名目虽然各不相同，总的来说都是论述道理。所谓“论”，是对各种说法加以综合研究，从而*地探讨某一道理。所以，庄周的《齐物论》，是用“论”作为篇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很明显地列有《开春论》、《慎行论》等六论。到了汉代，汉宣帝在石渠阁，汉章帝在**观，前后两次召集儒生讨论五经的异同；根据圣人的意旨来贯通经书中的道理，这是论文作家应该采取的正当文体。至于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能够清楚地陈述感情，并善于借用史论的形式。曹魏掌权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学说，所以当时傅嘏和王粲的论文，能精练地考核名实，推论道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于继承前代的论文；何晏等人，论述老庄玄学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于是老庄思想充斥文坛，而和儒家争夺思想阵地。细读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都是独出心裁，论点锐利而精密，这些都是当时论文中比较精采的。此外，如李康的《运命论》，在论述命运方面虽然和王充的《论衡》相同，《运命论》的文采却超过了《论衡》。陆机的《辨亡论》，有意摹仿贾谊的《过秦论》，却远远比不上它；但《辨亡论》也是陆机的好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论文，能够敏锐地思考到精微奥妙的深处；王衍、裴頠等人的论文，在“有”或“无”方面进行争辨：他们都是在当时最突出，而又扬名后世的辩论家。但坚持“有”的人，完全拘泥于形体的作用；注重“无”的人，又死守着无声无形的虚无之说。他们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钻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确的道理。探索到深奥之理的极点，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种有无不分、无思无欲的最高境界。到东晋时期，各家所谈论的，就只有老庄玄学了。这时虽也谈到一些新的东西，但大多数是前代话题的继续。至于张衡的《讥世论》，调子好像开玩笑；孔融的《孝廉论》，只是作一番嘲戏；曹植的《辨道论》，就和抄书相同了。言论不保持正道，这样的论著还不如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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