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策》是《文心雕龙》的第十九篇，主要是论述帝王的诏令文告。这类文体的名目很多，后代统称为诏令。魏晋以前，这种文体还多用古朴的散文，隋唐以后，就常用辞采华丽的四六骈文。本篇反映了魏晋以前诏策文的大概发展情况。
本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段讲诏策的起源，它的主要分类及其基本含义，历代诏策的发展变化和有关作品的得失；第二段讲各种诏策文的不同特点。第二部分（第三段）简论戒、教、令三体。这三种可用于君对臣，也可用于臣对民或父对子，和帝王专用的诏策有所不同，所以，这部分实际上是本篇的附论。
诏策是古代一种应用文。它的作者虽是少数，却和广大人民关系重大。正因“王言之大”，影响深广，怎样把这种文告写好，就为历代帝王和有关文人所注重。篇中所讲“虞重纳言，周贵喉舌”，光武帝的“加意书辞”等，都说明了这点。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要把自己起草的文稿请司马相如等审阅后才能发出；历代更多的帝王文告，则直接由文人起草。这样，诏策文就成为我国古代散文的重要文体之一。刘勰对这种文体进行了初步总结，并提出不同内容、不同作用的文告，要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要求，如有的要“气含风雨之润”，有的要“笔吐星汉之华”，有的要“辞有秋霜之烈”等；此外，如谓帝王要“出言如丝”、“敬慎来叶”、使人信服等，虽讲的比较委婉，却也反复申述，意有可取。本篇对帝王之言的过分尊崇，表现了论者的严重局限；其中对某些诏策的批评或肯定，都主要是从封建王朝的利益着眼的。
（一）
皇帝御宇1，其言也神2。渊嘿黼扆3，而响盈四表4，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5，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6。其在三代7，事兼诰誓8。誓以训戎9，诰以敷政10。“命”喻自天11，故授官锡胤12。《易》之《姤·象》13：“后以施命诰四方。”14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15。汉初定仪则16，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17。“敕”戒州部18，“诏”诰百官，“制”施赦命19，“策”封王侯。策者，简也20；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诗》云“畏此简书”21，《易》称“君子以制度数”22，《礼》称“明君之诏”23，《书》称“敕天之命”24，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25，习秦制也。《记》称“丝纶”26，所以应接群后27。虞重纳言28，周贵喉舌29。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30。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绋31，不反若汗32。是以淮南有英才33，武帝使相如视草34；陇右多文士35，光武加意于书辞36：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37。观文景以前38，诏体浮新39。武帝崇儒，选言弘奥40：策封三王41，文同训典42；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诰严助43，即云“厌承明庐”44，盖宠才之恩也45。孝宣玺书46，赐太守陈遂47，亦故旧之厚也。逮光武拨乱48，留意斯文49，而造次喜怒50，时或偏滥51：诏赐邓禹52，称“司徒为尧”53；敕责侯霸54，称“黄钺一下”55。若斯之类，实乖宪章56。暨明帝崇学57，雅诏间出58。安和政弛59，礼阁鲜才60，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61，文理代兴62。潘勖《九锡》63，典雅逸群64；卫觊《禅诰》65，符命炳耀66，弗可加已。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67，刘放、张华68，互管斯任69；施命发号，洋洋盈耳70。魏文帝下诏71，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72，其万虑之一弊乎！晋氏中兴73，唯明帝崇才74，以温峤文清75，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76。
〔译文〕
统治着天下的帝王，他的话是神圣的。帝王静坐御前，他的意旨能够满布四海，主要就是通过诏策了。在轩辕黄帝和尧舜的时候，帝王的话都叫做“命”。“命”的意义，本来是给有功德之臣赐以姓氏；它在夏、商、周时期，还包括像《甘誓》、《汤诰》之类的诰和誓。“誓”是用来教训军旅的，“诰”是用来实施政治的。“命”表示来自上天，所以用来授与官爵，赐给姓氏。《周易·姤卦》的《象辞》中曾说：“国君用命令来教训四方臣民。”诰命的作用，就如大风起于大地之间，所有臣民无不随风而动。到了战国时期，就都称为“令”。所谓“令”，就是“使”的意思。秦始皇统一六国，又把“命”改称为“制”。汉初制走法度，把“命”分为四类：第一类叫“策书”，第二类叫“制书”，第三类叫“诏书”，第四类叫“戒敕”。用“敕书”来警戒州、部长官，用“诏书”来教训各种官吏，用“制书”来发布减免刑罚的命令，用“策书”来封赠王侯。所谓“策”，就是竹简，“制”就是截断，“诏”就是告诉，“敕”就是戒正。《诗经》中曾说“害怕这告急的简书”，《周易》中曾说“君子要使礼尊卑有度”，《周礼》中曾讲到“诏告于日月山川之神”，《尚书》中曾讲过“帝王奉正天之命”等，可见策、制、诏、敕，都是根据经书中的说法来确立名目。后来重诏而轻命，是沿习秦制而来的。《礼记》里说：帝王的话虽细如丝，一讲出来就变成粗绳；因此对群臣说话必须慎重。虞舜早就重视纳言之臣，周宣王则把出纳王命的官吏视如喉舌。到了两汉时期，就由尚书来管理帝王文诰。帝王的话关系重大，往往要写入史书；话一出口就产生了巨大作用，好像人的汗水一样，出来了就不能返回。所以，由于淮南王刘安文才英俊，汉武帝给他的书信，先要请司马相如等人审查草稿。由于隗嚣部下文士众多，所以，光武帝和他在文辞上的往来特别留意。这不只是为了在当时得到美誉，也为了后世的影响而不得不慎重。查考西汉文帝、景帝以前的诏书，大都写得虚浮杂乱；汉武帝崇尚儒学，诏书就较为弘大深刻。如封齐王、燕王和广陵王的策书，文辞和《尚书》中的训、典相同，其深刻而正确的劝戒之义，为后代留下了典范。他在批评严助的制诰中，曾讲到严助不愿在朝内做官，这正体现了汉武帝爱才的恩典，汉宣帝给太原大守陈遂的玺书，也表现了对故旧的厚意。东汉光武帝在治平了乱世之后，对文化学术颇为注意，但喜怒之情比较轻率，有时不免过分一些。如在给邓禹的敕书中，竟称邓禹为尧；在批评侯霸荐人不如意的玺书中，就用死刑来吓唬他。如像这类诏策，实在是违背法度的。到明帝、章帝时，他们都重视儒学，典雅的诏书，还偶然出现一些。及至安帝、和帝时，政治松弛，负责诏令的尚书省又缺乏人材，每次写诏书、敕书，还要请外人代笔。到了建安末年，诏策文的写作迭更兴起。如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写得高雅出群；卫觊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对曹丕的受命为帝，表达得十分昭明显著。要比他们写得更好，已不可能了。魏晋以后，管理诏策的机构改为中书省，魏国的刘放，西晋的张华，前后担任中书监的职务，因此，发号施令的诏策，传闻于世的很多。这个时期魏文帝曹丕的诏书，文辞义理大都写得宏伟，但有的诏书中，竟鼓励夏侯尚让其部下“作威作福”，这是他没有考虑周到的一点小毛病吧！晋元帝建立东晋之后，只有晋明帝比较重才；因温峤文笔清新，被引进中书省任职。不过从此以后，古代写作诏策的法度就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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