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正纬》篇，其中如“神道阐幽，天命微显”；“有命自天，乃称符谶”；“昊天休命，事以瑞圣”等，唯心主义的成分更多，但仍未可遽定《正纬》篇完全是唯心的。不应忽略《正纬》篇的主旨，正是反对东汉神鬼化、宗教迷信化的谶纬之书。本篇既论证了纬书之伪，又痛斥方士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用“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等来骗人，是“乖道谬典，亦已甚矣”。全书多次提到“河图”、“洛书”，本篇讲的更多。并对这种现象作了刘勰自己的解释：“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尼所撰，序录而已。”这个解释很能说明刘勰对这种古代传说的态度。前代把“河图”、“洛书”之类当做国宝一代一代传下来，孔子讲了这些，刘勰认为不过是“序录而已”。这就解脱了孔子，也表明了刘勰自己的理解。《文心雕龙》虽多次讲到“龙图”、“龟书”，既未正面论述，更未宣扬或肯定其灵威，除了也不过是“序录而已”外，唯一的解释就是：“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原道》）以刘勰及其时代的科学知识，是难以正确地解释这种现象的。古书已多有记载，刘勰无法否定它，但却否定了这是上帝的安排，认为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现象。 所以，《正纬》篇的唯心主义杂质虽然更多，正可通过此篇以通观全书。只要不惑于表面词句，而细察其具体用意；不纠缠于支节问题，而研究全篇主旨，我们不难看到《文心雕龙》全书的主导面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
刘勰并不是无神论者，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如果由此而笼统地推论其全部文学理论是唯心的，而不问其对具体问题作何具体论述，那是得不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以《祝盟》篇来看，讲的虽是祝告天地、盟誓鬼神之文，却未论证天地鬼神的灵验。所谓“天地定位，祀遍群神”，也只是客观的“序录而已”。既论历代祝盟之文，自然会联系到历代祝盟之事，而不是刘勰在提倡、主张“祀遍群神”。刘勰没有宣扬神，也没有否定神，这固然是他的局限。问题在于怎样对待祝盟这个具体问题。他一再强调的却是：“崇替在人，咒何预焉”，盛衰决定于人，咒祝是不起作用的；“信不由衷，盟无益也”，信誓之辞不出自人的真心实意，对天盟誓也毫无益处；“忠信可矣，无恃神焉”，他劝告人们不要依靠神，而要相信自己。这就十分可贵了。不仅如此，本篇还肯定了有“利民之志”和统治者“以万方罪己”的祀文，而批判“秘祝移过”，把罪过推给臣下和老百姓的恶劣做法。曹植有一篇《诰咎文》，其序有云：“五行致灾，先史咸以为应政而作。天地之气，自有变动，未必政治之所兴致也。”61，其为反对汉儒天人感应之说是很明显的。而刘勰在对汉魏时期的祝文全加批判之后，却赞扬说：“唯陈思（即曹植）《诰咎》，裁以正义矣。”这岂非刘勰的卓见！
上举《正纬》、《祝盟》两篇，在《文心雕龙》五十篇中，不仅不是最优秀的，反而是涉及鬼神迷信较多，唯心思想较重的两篇。于此可见，只要略加具体分析，唯心的成分，在《文心雕龙》中并不是主要的。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以上分析，可以提供参考，但要判断文学评论家的刘勰的思想，主要还应根据《文心雕龙》中表述的文学观点。不过，从文学观来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文原于道”是根本问题，有人认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是关键问题，等等，都各有一定的理由。找根本，抓关键，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所谓根本或关键，应指决定其整个文学观的因素，应该是支配全局性的东西，而不是局部的个别观点，更不是把刘勰自己并无意探讨的问题硬套上去。
刘勰的全部文学理论，不出“情”“物”二字及其相互关系。评论作家作品，要看其“序志述时”（《通变》）如何；讲艺术构思，要问思（“情”）从何来；论艺术风格，要讲“性”之所生；论比兴，以“至切为贵”；讲夸张，就反对“夸过其理”而“名实两乖”；抒情则“情以物迁”；状物则“功在密附”（《物色》）等等。一个文学理论家，怎样回答“情”与“物”的关系，就是要说明：文学艺术是作者头脑的主观产物，还是客观现实通过作者思想感情所作的反映；作者的情志是来自客观的“物”还是主观的“心”；以及文学艺术能不能、应不应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这才是决定全局而能判断一个文学理论家属唯心或唯物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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