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在南朝齐梁之际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素。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而又是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这个期间错综交织，十分尖锐。这种情况虽然和《文心雕龙》的产生没有直接联系，但《文心雕龙》的出现于齐梁时期，又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割不开。
文学理论是创作经验教训的总结。而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上可资总结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这就和汉末以来动乱分裂的局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正如刘勰在《时序》篇所说，本期文学历史的第一页，建安文学的出现，就“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历史的狂潮不仅把文人们卷到“世积乱离”的现实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触到一些时代的气息，反映了一些“风衰俗怨”，而且在现实的教育和启迪下，抛开了汉儒死守章句的老路，从而逐步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独立意义。刘勰的崇儒思想是浓厚的，但他不仅看到汉末以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论说》）的现象，还总结了文学发展史上一大教训：
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时序》）
这是说：自光武中兴以后，东汉时期的作家们所走的道路和过去不同了，无论文辞和内容，都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使此期创作靡于儒风。虽然讲的很委婉，但东汉浓厚的经学风气对一切文章写作的严重影响是明显的。因此，刘勰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东汉时期其所以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主要就由于死守章句，作者提笔为文，就要“斟酌经辞”。经过汉末大乱，文人们开始有所觉醒了，甚至像曹植那样身为王侯的作者，也大胆地写道：“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4这是文人作者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正因为有这个思想大解放，才出现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这时除曹氏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外，还涌现出“盖将百计”5的大批文人。建安（公元196—220年）时期的文学创作，“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6，才出现了历史上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7
从建安到晋宋，诗文创作之盛，有增无已。宋文帝时，便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设总明观，也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这是从封建统治机构上正式承认“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的开始。文学创作的发展，到了南朝，更由于历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8，于是出现了钟嵘所说的情况：“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9初识文学的童少，就拼命做起诗来，因而这时世族文人中出现“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是不足为奇的。 文学创作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产生文学评论的直接原因。当时的人对这种必要性已经看到一些了。如萧绎所说：
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砧，览无遗功，可谓学矣。 10
这是从品评作品，指导阅读的要求提出的。在诗文创作大量问世之后，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其必然性的。文集越来越多，一个人从小到老，一辈子也读不完；而这些作品又良莠不齐，芜秽丛生，所以需要评论家加以铨衡，而去芜存精。不过，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当时不是没有，而是和文学创作一样：过甚过滥。有作品出现，必然就会有人予以品评，随着“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出现，“家有诋河，人相掎摭”11的情形也应运而生了。钟嵘曾讲到当时文学批评的混乱情况：
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12 文学评论在当时是不乏其人的，不过多是达官贵人在“博论之余”的信口雌黄。他们各随所好，没有任何准则。这当然不单是个批评标准问题，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一系列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文学批评才能有所依据。所以，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的混乱，指导正确的文学批评，也迫切地需要文学理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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