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李家端看来，刘勰这个佛教徒梦与孔子随行的资格也没有，因为他所精熟的是佛理，《文心雕龙》也无益于经训；全书如此，《征圣》、《宗经》两篇，也是有益于词章而无益于经训。这两篇主要是：宣扬儒家圣人的文章“衔华佩实”、“旨远辞文”，论证在写作上向儒家经典学习的必要，强调要“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认为“文能宗经”就有“情深而不诡”等好处。总之，是主张向儒家经典学习写作，并未阐发六经的经义，也未提出如何用作品以宣扬儒家观点学说的主张。这样的“征圣”、“宗经”观点，当然就和佛家教义不存在什么矛盾。 第三，更主要的还在于，当时即使是真心诚意崇拜孔圣，对于一个虔诚的佛徒也不成其为矛盾。
儒与佛无疑是大异其旨的，但在刘勰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可以把它们统一起来。当时虽也有人认为“泾渭孔释，清浊大悬”48，但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儒佛二教殊途同归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佛入东土之后，不能不遇到土生土长的儒道思想的强大阻力，必须借助于根基雄厚的儒家思想及其词语，以利传播；由此更附会或编造出种种奇谈怪论。有的说孔子自己讲过，他不是圣人，而“西方之人，有圣者焉”49，这个西方圣者就是佛祖；有的更说孔子就是佛门弟子，名曰“儒童菩萨”50。这就真所谓“以佛统儒”，儒佛一家了。另一方面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和儒家思想凑合而成的玄学，唯心的因素更加发展了，和佛学就有了某些相通相近之处；而此期的玄学和佛学，正是在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样，由魏晋而南朝，就逐步形成了儒佛不二的普遍思潮；其间虽也有夷夏之论、本末之争，但本同末异的观念遍及晋、宋、齐、梁的僧俗儒道以至帝王大臣。现略举要例如下：
晋廷尉孙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之名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51
晋僧慧远：“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高僧传》作“周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52
宋康乐公谢灵运：“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应吉甫谓孔老可齐。”53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天之赋道，非差胡华；人之禀灵，岂限外内。”54
齐竟陵王萧子良：“真俗之教，其致一耳。”55
齐太子詹事孔稚珪：“推之于至理，理至则归一；置之于极宗，宗极不容二。”56
梁武帝萧衍：“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57
梁隐侯沈约：“内圣外圣，义均理一。”58
这样的论调，千篇一律，举不胜举。这种思潮不只是影响到刘勰，刘勰自己正是这一大合唱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灭惑论》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故孔释教殊而道契。”59这种说法，和上引诸说是完全一致的。《灭惑论》的写作时间，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60。虽然写于《文心雕龙》成书之后的可能性更大，但从晋宋以来普遍存在的思潮来看，儒佛二道“本固无二”的思想，在《文心雕龙》成书之前之后，对刘勰这个虔诚的佛徒来说，都是存在的。因此，早已皈依佛门的刘勰，完全可以崇奉周孔，也可公然用“征圣”、“宗经”的旗号来写《文心雕龙》，而不致有什么矛盾。因此，刘勰既可大讲其“征圣”、“宗经”，必要时，也可毫不含糊地运用佛家思想。认清这点，对我们理解刘勰的整个文学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四）
在儒佛相融，并渗透到整个思想领域的六朝时期，虽有像范缜等少数人奋起抗争，但唯心主义的宗教思想处于绝对优势，这是当时的客观事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文心雕龙》的可贵，却在它建立了以唯物思想为主的文学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不是哲学著作，它也就不探讨物质的第一性，精神的第二性之类哲学范畴。因此，我们要判断《文心雕龙》倾向于唯心或唯物，不应从只言片语中去找它对哲学问题的回答，而要从它所论述的文学问题上，考察它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
佛教思想自然完全是唯心的。刘勰虽然继承了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儒家古文学派的观点，儒家古文学派也绝非彻底的唯物论者。所以，在《文心雕龙》中，唯心主义的杂质是随处可见的。不仅上述“般若之绝境”是唯心的，他多次讲到“河图”、“洛书”之类原始传说，用专篇论述了祭祀鬼神的文体“祝盟”、“封禅”等，吹捧儒家圣人是“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征圣》），以及儒家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等等，都杂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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