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认识，当然也有他的局限。如过分夸大封建帝王的作用，认识不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对文学家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再就是过分强调征圣、宗经，说儒家经书是“文章奥府”，“文能宗经”，就有六大好处等，都是对作家更直接、更*地去接触现实、认识现实的忽视。但这些不足之处，仍未足以改变其基本上是唯物的文学观。 古代哲学家，有的认为世界起源于“气”，如《原道》篇所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就是混沌未开时的“气”62；有的认为世界起源于“水”，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63。这当然是对物质起源所作并不科学的解释，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两说都是朴素的唯物观点。所以，刘勰虽认识不到物质世界的本质，却明确讲到文学创作受制约于客观的“物”。《物色》篇说：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这里不仅讲到物色有强大的感人力量，而且具体说明了作者不同的情，来自不同季节的不同物色。物是情的决定因素。作者的思想感情既然是由物引起并随物的变化而变化的，则文学创作就是抒发这种来自客观的物的感情。这是从自然景物和作者的情的关系来讲的。《时序》篇则从时代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来讲情与物的关系。社会现象更为复杂，刘勰也就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分别说明不同的社会现象对文学创作所起的不同作用。如对商周以前的文学创作情况，则以统治者的德政与昏庸而产生不同的作品，说明：“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论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就说：“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东晋的文学创作，则由于玄风的影响，“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总结这些情况，说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王政的得失、社会的动乱以及学术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刘勰对这方面的认识虽然未能抓住社会现实中最本质的东西，但不仅上述事实基本正确，对于说明情与物的关系，也是有力的。总的来看，以上两个方面说明，刘勰认识到文学创作不是主观臆造，作者抒写的情志，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来自外物，受制约于外物，这就应该说是唯物的观点。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观点在《文心雕龙》中，并不是局部的、个别的，除《时序》、《物色》两篇作了集中的论述外，它如《明诗》、《诠赋》、《神思》、《比兴》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都和这种观点有密切的关系；在分论各个问题时还要讲到，这里就不加细说了。 以上讲“情以物兴”。表达在作品中的“情”既然来自客观的“物”，自然通过“情”，就可看到客观的“物”；也就是说，作品可以反映客观事物。所以，刘勰在《诠赋》中称这方面为“物以情观”。刘勰对这方面虽没有专篇论述，散见于各有关篇章的也不少，并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如肯定《楚辞》的“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辨骚》）；说晋宋时期的作品能“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物色》）；甚至可以通过写得“精之至”的作品“觇风于盛衰”，“鉴微于兴废”（《乐府》）。从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或看出一个国家的士气、盛衰，可能这种具体说法有所夸大，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反映到作品中的“物”，并不是纯客观地摹物状形，而要通过作者主观的“情”。而这种“情”又和当时的社会风貌，上自王政得失，下至风衰俗怨有一定联系。但这必须要写得“精之至”的作品，才能反映出来，不真实的，虚情假意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因此，刘勰极力反对“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时序》之作，）批判“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情采》）之制。所以，他一方面主张“为情者要约而写真”，要存其“真宰”（《情采》），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一方面注意到要“象其物宜”（《诠赋》）；“体物为妙，功在密附”，从而写出“情貌无遗”（《物色》）的作品。要能做到这点，就必须“触物圆览”，对所写事物作全面的观察了解。刘勰对这方面的论述也很多，仅以《物色》篇来看，就一再讲到“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监**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等等。这已从物色对文学创作总的作用，怎样*细致地观察景物，到创作构思中情和物的交织情形等不同角度，说明了物色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本篇“赞”辞所说：只有“目既往还”，才会“心亦吐纳”。没有对客观事物的接触，主观空虚的“心”是吐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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