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这就上升为规律了：有其物，就必有其形；有其形，就必有其文。这种必然性，刘勰称之为“道”；这种“文”，就称之为“道之文”。这就说明，《原道》篇中概括这种必然性的“道”，是指万物自然有文的法则或规律。
“道”这个概念虽然比较复杂和抽象，但从以上分析来看，刘勰赋予它的意义还是相当明确的。其所以产生种种分歧，比较常见的原因有二，一是有的同志研究古人，有一种查三代的爱好。诚然，为了追根探源，对某些问题查清其来龙去脉是必要的。但用于《原道》的研究，却往往是从词句的运用上查其出于何典，由是据以推断其源于何家；所谓“儒家之道”、“佛家之道”、“道家之道”云云，多由此而来。对刘勰来说，这显然不是一种可靠的办法，因他不仅好用古书，诸子百家都有，且好创新义，特别是“自然之道”的观点，完全是刘勰的独创，借用古书古语虽多，要说明的问题却与古人无关。再一种情况是脱离“原道”的论旨，往往议论虽精，火力虽猛，却是空炮。早在1957年，就有人提出《原道》篇所论“文学源泉”的问题69，其后讨论刘勰世界观的不少文章，都论及《原道》篇对“文学起源”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如果文学的源泉问题、起源问题，真是《原道》篇的论旨，那是刘勰自己写的文不对题了。可是，细检原文，全篇三段，第一段讲“自然之道”，第二段讲人类文化的发展，第三段讲“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的关系，并未走题。全篇主旨，是要说明天地万物自然有文的规律，而不是讲文学的起源和源泉。当然，第二段从“人文之元”，讲到周、孔之文，是涉及人类文化的起源问题了；对有文字以前的传说时期，刘勰用“河图”、“洛书”之类来解释“人文之元”的情况，无疑是不正确的。但有两个具体问题不能不研究：第一要看刘勰对这类古代传说是怎样理解的，他用这些企图说明什么问题？刘勰的回答是“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有的同志对“神理”二字很有兴趣，比之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这岂不是欲抑实扬，把刘勰估计得太高了？5、6世纪的刘勰，怎可能有18、19世纪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刘勰的这个“神理”，也就是他的所谓“道”，这个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本篇讲“天文”、“人文”的两段，都是旨在阐明“自然之道”这个普遍规律，两个部分的命意是一致的。十分明显，“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和上段说的“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正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河图”、“洛书”的出现，从“文”的意义来看，并不是什么人为的东西，而是一种自然出现的现象。就刘勰的这种理解和用意来看，就很难说他是唯心主义了。
第二，用“神理”来解释那些并不存在的古代传说，无论刘勰是疑信参半还是完全相信实有其事，总是对上古“人文”的一种错误推测，这是他难以避免的局限。问题在于，这种错误认识（以“河图”、“洛书”等为人文之始）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占什么位置。事实是，它不仅毫无影响于刘勰的整个理论体系，即使在《原道》篇中，也是无关宏旨的。因此，我们固应看到他有此局限，但要据以判断刘勰总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就没有多大力量。 认为《原道》篇论述了“文学源泉”问题，那就离题更远。这种看法可能与纪昀的评语“文原于道”之说有关。由“文原于道”再理解为“文源于道”，这样，“道”就成为文学的源泉了。无论把“道”解作何家的“道”，都只能是观念而不会是物质；以某种观念为文学的源泉，自然就是唯心主义了。但《原道》既未讲文学的源泉问题，“原道”也不是“文源于道”。
仅就“原”字说，是可以释为“源泉”的。但“原泉”的原意和今天所说生活的“源泉”还不是一回事。孟子：“原泉混混，不舍昼夜。”70班固：“源泉灌注，陂波交属。”71《孟子》朱注：“原泉，有原之水也。”由此可见，从字面上说“原道”是“文源于道”，也是不通的。当然，“文源于道”也绝非刘勰以“原道”命篇的本意。
早于刘勰六百年前的《淮南子》，也有一篇《原道》冠于全书之首。高诱注：“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刘勰的《原道》，是否也取“本于道”的意思？他自己讲的很明确：“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序志》）《原道》的内容也正是论证天地万物都本于“自然之道”而有其文。特别是其中曾讲到：从伏牺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概括了一切“人文”无不是本着“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作。“原道”二字在这里的具体运用，说明“原道”与文学的源泉是“道”之意，了不相关。因此，要据以论断刘勰的唯心主义就势必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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