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是刘勰全部文学理论的一篇总论，因此，它的内容应该是指导全书的一个总观点。纪昀有所谓“标自然以为宗”之评，刘勰确是把“自然之道”作为其全部文学评论的主要依据。他重文采的理论根据是“自然之道”；他反对过分的采饰，理论根据也是“自然之道”。这在《文心雕龙》中是很明显的。只举一例：《丽辞》篇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刘勰认为文学作品应该用对偶，根据就是自然事物的成双成对，本身就是自然形成的；客观事物如此，描写客观事物的作品也应如此。如果完全拒绝用对偶，就如“夔之一足，趻（踸）踔而行”，反而是不正常的。显然，这是“自然之道”观点的具体运用。但是，对偶的运用，要“奇偶适变，不劳经营”。如果过分雕琢，偶句成堆，以至“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明诗》），那又是刘勰所反对的了。这种反对，也是根据“自然之道”，因为过分的雕琢繁饰，同样违背“自然之道”的精神。“原道”是全书的指导思想，即在于此。 判断刘勰的文学观点是唯心或唯物，前面已经说过，主要应从刘勰对文与时、情与物的态度来考察；《原道》篇虽然主旨不在探讨文与物的关系，从其有关论述中，也可间接看出它是唯心或唯物的。不过，既不应把刘勰自己无意在本篇讨论的问题强加于他，也不应在无关主旨的枝节问题上，抓住只言片语不放。从“自然之道”这个根本问题来看，“原道”的观点基本上是唯物的。因为刘勰明明肯定要有其物，才有其形；要有其形，才有其文，才有其自然的美。在这个命题中，美是物的属性；因此，物是文的先决条件。刘勰认为文“与天地并生”、“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如果理解为“文学”的“起源”，岂能不荒谬？混沌初开之际，怎能有“文学”或“文”的“起源”？但刘勰并非意在“起源”，而是说即使最早、最原始的宇宙，有天地就有天地的“文”，有“太极”就有“太极”之美；总之，是“形立则章成”，是“自然之道”。这些认识的确不科学，但归根结蒂，文是源于物，而非源于心。这样，就应该说，“原道”的观点，基本上是唯物的。但也必须指出，刘勰的唯物思想是不自觉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唯物观的意义而有意识地在《文心雕龙》中坚持唯物的观点。因此，在他的文学评论中，唯心的杂质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肯定刘勰的唯物思想是不自觉的，但也不能认为《文心雕龙》中占主导面的唯物观点是一种偶然现象。从刘勰的身世及其整个思想的具体情况来看，他的文学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如上所述，刘勰对当时世族地主控制之下文学状况的不满，他写《文心雕龙》时还存在的积极入世态度，在儒佛道同的思潮中，他虽然笃信佛学，却并未年满具戒72，直到晚年才正式出家。这些对构成刘勰的文学思想都有一定的作用。从《文心雕龙》本身来看，刘勰能针对现实、从总结文学创作实际经验出发来评论文学，这对他写成以唯物观点为主的《文心雕龙》，有着重要作用。刘勰的寒门思想，无论儒典或佛经，都还没有使他僵化到不遵重事实的程度，而《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在于它的理论是从古代大量实际创作的成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如《祝盟》中说：“臧洪歃辞，气截云蜺；刘琨铁誓，精贯霏霜，而无补于晋汉，反为仇雠。”在讨伐董卓的初期，臧洪和袁绍等，曾共同歃血为誓；在挽救东晋王朝的危亡中，刘琨和段匹磾也曾共立效忠晋室的誓辞。但历史的事实却是，他们不仅没有遵守当初激昂慷慨、气贯长虹的盟誓，戮力王室，反而是臧洪被袁绍所杀，刘琨为段匹磾所害。刘勰所谓“盟无益也”、“无恃神焉”等等，就是从这种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他论情物关系的“情以物迁”等重要观点，则是从诗歌创作的“感物吟志”（《明诗》），辞赋创作的“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诠赋》）等实际创作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忠于现实的作家，是可以接近唯物主义的；忠于实际创作经验的评论家，同样有可能接近唯物主义。如果不是孤立地、绝对地看待这点，而联系其全部思想来看，这也是一条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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