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有强势的军事独裁，地方的封建保守势力并未就此退场，这也是过渡时期拉美世界的常态。大庄园主与军政府沆瀣一气，共同压迫剥削贫苦大众。小说描述了卡纳布拉沃男爵这样的旧贵族，他是巴西帝制时期的宠臣，也是卡奴杜斯地区的实际掌控者，在共和制度成立以后依然如鱼得水，担任州议员。虽然奴隶在共和制度下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事实上仍然是他庄园里的廉价劳动力。
政府军进入卡奴杜斯，本身就是地方新旧政治势力的一场利益瓜分。卡奴杜斯本来是一片平静的乌托邦，四方来此朝圣的百姓不过是在这儿安居乐业，享受相互尊重人人平等的生活。但是，另一个地方政客，担任《消息日报》主编的进步共和党人埃巴米农达，将“劝世者”的布道描述为英国人在背后支持的有预谋的反共和分裂运动，要求中央政府出兵镇压，希望以此铲除政敌卡纳布拉沃男爵，因为后者当过驻英大使。男爵也看清了他的意图：“西塞定会把埃巴米农达捧上台，让埃巴米农达当巴伊亚州的州长，随后西塞及其同伙就会来对付我们。”
略萨万花筒似的描述，让读者对从帝制向共和过渡期的巴西政治丑态一览无余。不要说从西方舶来的“民主”“共和”等政治理念本身已经令百姓费解，更何况，所有的旧势力都可以换上“民主”“共和”的新招牌，换汤不换药，如何让夹缝中求生存的百姓相信这群挂羊头卖狗肉的嗜利者？
正是这些无耻政客间的利益纠纷，把无辜的“劝世者”及其信众逼上梁山，卷入战争，数以万计的平民和军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根据历史记载，从卡奴杜斯起义中幸存下来的平民不足400人，那些牺牲品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死于何种政治势力的屠刀之下。
反抗者：分不清现实和幻想
与先进的“民主”“共和”理念相对，“劝世者”口中的“世界末日”本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旗号，吊诡的是，在这愚昧落后的旗号背后却隐含着底层百姓的正义呼声。略萨用情最深、下笔最细的无疑是“劝世者”安东尼奥和他身边那群虔诚的追随者，颇有耶稣与十二门徒的意味。这群孤儿、残疾人、强盗、土匪各有各的凄惨身世，但几乎都与巴西腹地的天灾人祸有关。无论是孤儿还是瘫子，强盗还是杀人犯，**的神父还是被多次奸污的妇女，都可以在“劝世者”的末日审判教义处找到安慰。
底层百姓反对奴隶制，却看不懂国家政体的改弦更张，他们以为帝国是因为废除奴隶制而垮台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新兴的共和国必将恢复奴隶制。
对帝国张冠李戴的留恋就此产生。“劝世者”挂在嘴边的那位末日审判者圣塞巴斯蒂安，是16世纪葡萄牙的传奇国王，信众们起义使用的旗帜也印有伊莎贝尔的头像，因为“劝世者”说废除奴隶制的正是伊莎贝尔公主。他们看上去是要复辟帝制，实际上只是为表达他们的切实需求，因为每次变革的结果不过是另一个贪婪政客的上台与随之而来的更深重的压迫，“动物的本能、共同的感受和几个世纪积累的经验”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抵触随着共和制带来的所有政策。“共和国为什么要调查人们的种族和肤色呢？还不就是为了将黑人再变成奴隶吗？调查宗教还不是为了先查清信徒然后进行屠杀吗？”他们不承认共和国的税收，因为“权力属于上帝”。
在“劝世者”的领导下，卡杜奴斯的信众团体生活实现了底层民众的理想。
人人平等，对今世的凄苦感到绝望还可以期盼来世的幸福，今世无奈步入歧途的“恶人”还可以得到进入天堂的门票。虽然底层百姓的思想意识和动员方式貌似愚蠢落伍之极，但却是他们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的最后的精神寄托。正如他们对“民主”“共和”这类舶来品一窍不通，他们也不懂得如何运用“权利”的语言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尊严：纳税可以是一种监管，选举可以是一种表态，人口调查可以是更好的国情掌舵，宗教调查可以预示着信仰自由……
从另一个角度看，造成悲剧的原因也在于先进的“权利”语言变成了服务于特权阶级的“权力”话语，将特权阶级篡夺利益的争斗合理化了，关闭了底层百姓通过伸张“权利”表达诉求的渠道。正如略萨2011年中国之行提及此书时所说：“当时的巴西已经断裂成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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