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一味地铺陈不理解造成的世界末日之战，他留出一个空白，让这个空白更深刻地道出“理解的不可达成”。《世界末日之战》本以恢弘的规模和结构展开全篇，上到男爵党魁，下到义民废人，略萨都一一照顾到，每个人的所思所想在草灰蛇线、伏笔千里的架构中的展现，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时空模式。但是，唯独对一个人，略萨写尽千言，又可以说一笔没写，他就是好基督劝世者。
以一种客观冷静，甚至带些《圣经》色彩的笔调，略萨追踪着好基督劝世者的足迹，但从未有一句话描写过他的内心世界。这种笔调与《圣经》中关于上帝的描写如出一辙，充满神秘感，只可会意，不可理解，只能敬畏，不可直视。然而，就是这一形象，也许道出了略萨深深的悲哀：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理解的，而人与彼岸的神秘世界之间就更是遥隔汗漫。
卡纳布拉沃男爵在一次因观念冲突，劝阻加尔而未果的场景中，无奈地想到：“人世不过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也许，理解的不可能正是这一误会的永恒动因。
《世界末日之战》读后感(五)：底层为何反抗“先进”？（刊于财新《中国改革》2012年第5期）
19世纪末的巴西腹地是一片水深火热的灾难之地，干旱和洪水接踵而至，随时将整个村庄吞噬得一干二净，侥幸活下来的不是变成孤儿和残疾，就是沦为强盗和土匪。随着“劝世者”的到来，孤儿成为最虔诚的信徒，被**的女人化身为世人景仰的圣母，强盗和土匪愿做圣地的守卫者，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皈依。他们守在一个叫卡奴杜斯的地方，日日念叨福音，期盼世界末日的降临。彼时，传说中的圣塞巴斯蒂安国王会手执权杖莅临人间，活人和死人统统要接受审判，而他们将跟随“劝世者”的脚步荣登天堂。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著作《世界末日之战》并非旨在讲述一个猎奇的传说。其实，小说对应的历史背景，可谓政治上一段突飞猛进的“进步”时期。1822年，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帝国；1855年，帝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1889年，帝国政府被推翻，巴西联邦共和国成立。可惜，小说中那些“进步”的政治势力各怀鬼胎，他们力图把卡奴杜斯事件描述成背叛国家的罪行，一次次出兵割除这颗历史倒退的毒瘤。随着各种人群*腹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些农民并不像官方宣扬的那样十恶不赦，狼心狗肺；相反，政府军占领腹地后烧杀抢掠，以致陈尸遍野，血流成河，才真正可谓惨绝人寰。
究竟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略萨抛出了一个属于拉丁美洲世界的永恒疑问。
压迫者：名义上的“先进”
从纯理念的角度出发，“民主”“共和”无疑是先进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巴西无法引起底层人民的价值认同，相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特权阶级打着这些旗号实现**裸的利益瓜分。在小说中，当时的巴西有三股势力，一是军事独裁，二是封建大庄园主，三是两股势力中间的骑墙派，时刻期待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巴西最初的共和成果也是通过军事政变争取而来的，因此，成立于1889年的巴西联邦共和国实际上是军事独裁的产物。小说中最强力的政治势力来自里约热内卢派来的政府军统帅西塞上校。
西塞上校信仰后殖民时期军事独裁的合理性，“巴西再也不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是任人宰割的属地。军队就是干这个的。维护民族的团结、进步，促进人民之间平等相处，使国家进一步强盛、更加现代化，这些便是联邦军的宗旨。”他的外号是“杀人魔王”。作为第三次政府讨伐军的指挥官，他一进村庄就大开杀戒，砍刀对准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农民。原因是他认定村庄里一定有人私底下在物质上支援卡奴杜斯的起义者们，即使不能完全证明是这两个农民所为，也完全有理由“杀鸡吓猴”。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为赢得战争而不择手段在军政府眼中也理所应当。面对敌人，政府军竭尽各种酷刑之能事。捉到卡奴杜斯的人就鞭笞，严刑拷打，甚至挖眼、阉割。“壮丁”不足，西塞上校从监狱里找来各种重刑犯充军，并不在乎这些囚犯一有机会便**妇女，屠杀平民。只要上战场杀敌，军队也纵容军官报私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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