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之战》经典读后感10篇(7)

  略萨还补充了卡奴杜斯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不同利益集团战略关系的调整,尤其是对地方政府与巴西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动态描述。略萨获奖词中所说的“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精确的描摹”在《世界末日之战》中也有体现。政府军进入卡奴杜斯,本身就是地方新旧政治势力的一场利益瓜分。卡奴杜斯战役之所以被宣传为对帝制派的镇压,只是《消息日报》主编进行权力运作的副作用,他希望通过中央政府的介入铲除政敌。

  像许多其他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一样,略萨最初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政府的支持者。他大学时接触了马克思学说,并为古巴革命所鼓舞。但渐渐地,他发现古巴的社会主义育他的自由观是不相容的。他与古巴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官方破裂发生在“帕迪亚事件”中,卡斯特罗政权在1971年囚禁了诗人赫伯托·帕迪拉一个月。略萨当时参与了抗议活动,自那时起,他就确定了自由主义立场,而不是极端的左翼政治意识形态。这本书也和略萨写作时的政治态度是有关的,甚至被视为批评社会主义。他在书中描绘了“一群起义者建立了一个废除婚姻、货币,用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但他对其中的非理性成分和弥赛亚主义的狂热进行了冷静的反讽,这种反讽尤其体现在他的“对等的盲视”概念上。

  整个故事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隐喻。共和党人在卡奴杜斯看到君主制复辟和英帝国主义干预的危险,而卡奴杜斯人参与战斗只是因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因为“共和”而改善:“现在总统代替了皇帝,开始这给多灾多难的北方又带来了什么变化呢?农民不是仍然要为种出玉米、菜豆、马铃薯、红薯和饲养鸡、羊而同贫瘠的土地和缺水的现象斗争吗?村庄里不是仍然有许多人在闲荡吗?大路小道上不是仍然有强盗触**而十分危险吗?东南西北,不是到处都有饥民和乞丐的大军吗?”而共和国进行人口调查、户口登记,并且确认人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现在看来是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些努力,在当时的腹地人看来,是为了恢复奴隶制和进行宗教迫害。再加上劝世者的宣传,共和国被简单地等同于奴隶制,而君主制则成为废除奴隶的象征。在被调动起来的宗教情绪里,他们像对待魔鬼一般豁出性命来对付共和国的兵力,“甲贡索人所进行的战争,只是表面上与尘世的战争相似,表面上是衣衫褴褛的穷人与穿制服的官军作战,表面上是腹地与沿海地区、传统的巴西与现代的巴西之战。每个甲贡索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场深刻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的战争中的兵丁,那是善与恶之战,自上帝创世以来就在进行着的。”这种宗教动员带来的巨大威力又加剧了外面的共和军对他们政治意图的误解。略萨称之为“狂热的现实视野产生的对等的盲视”。比如书中卡纳布拉沃男爵有这样一段独白:“他(加尔)唯一的要求不过是要像条狗似的死在那伙不理解他而他也不理解的人中。他以为自己会像个英雄那样死去,可到头来只能死得像个白痴——而这一点正是加尔所忧虑的。男爵此刻觉得人世不过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略萨在关于此书的访谈中也说,在他采访各种人为小说作准备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故事几乎无法结构——或者是这一事件无法结构;因为有一种主观因素介入和歪曲着现实。每个人都从现实出发、从他自己的经历出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诽谤敌人的行为而修正记忆中的过去。于是,到最后,恰恰是这个因素变成了小说的主题,即:不同的看法,实则是互相抵触、矛盾的虚构,而确实又是事件的叙述者们而不是事件本身所表达的虚构。”因此,小说最后这个主题不同于略萨起初构思的主题。

  略萨实际上意识到了卡奴杜斯这种乌托邦社会的巨大的号召力,他认为其关键之处在于“劝世者”通过把腹地所有物质上的弊端转化为一种道德力量,重塑了甲贡索人的理解力,这尤其体现在围绕他所形成的共同体上,极端贫困的人、土匪、残疾人都在这个共同体内恢复了尊严与人格,这个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满足的:“基于对他的爱戴,任何可能出现的分歧都消失了;只要一谈到劝世者,起初那百十号男女,现在是成千的男女老少立刻变成一个恭顺的整体,并且随时准备为他献出一切。他能够了解他们的精神空虚、物质贫乏和种种苦难,从而给他们带来希望,并使他们为自己的命运而自豪。”“重要的是他们所作的一切。他们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宗教结婚仪式,废除了社会等级,否认教会和政府的权威,还消灭了一些政府军。他们是跟政权、金钱、军队和教会作斗争。”总之,略萨把那里描述成了一个人们在物质上极端贫穷,但是在精神上又极端幸福的世界。不过,在库尼亚的《腹地》中没有小丑,略萨则尽力在《世界末日之战》中刻画人物的卑微面,增添了马戏团小丑、**、政客等人的日常生活,因而跟小说情节的乌托邦走向形成了强烈反差。甚至有人指责略萨将“土著文化理解为一种‘原始的’障碍,充分推行他的西方现代主义模式”。略萨曾经认为“文学是一种反叛行为”,但他的审美观念发生了转变,在1982年,他写道:“文学比政治更重要,作家只应该在反对危险的政治阴谋的意义上干预政治,并把政治放在只属于它的位置上。”特别是他将自己的文学源头从萨特转向福楼拜和福克纳之后,他开始明确地在文学和政治之间进行划界,因此他在书中经常把政治家描述为独裁者或沽名钓誉之辈,并认为写作就是抵制他们刻板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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