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梅建（复旦大学教授）：
以我的看法，这部文学史初步找到一条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文学史发展框架，具体而感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生产的艺术规律。简单地讲，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讲，上层建筑肯定是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的，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性的阶段，主要是指人类是在生产能力低下的状态之下，也就是奴隶社会当中，人性受到非常压抑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物的依赖的阶段，人逐步解放了，奴隶逐步解放了，逐步向物、向资本靠拢了，在金钱面前，人逐步享受到了自由，从人的依赖性阶段到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类社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对应的社会是从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从人的依赖性阶段到物的依赖性阶段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条基本规律，虽然中间会有曲折，我觉得这条规律在章、骆这部文学史当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这部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20世纪初期黄人的文学史直到现在，找到了一条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框架。
当然，这部书也有一定可以探讨的空间，作为开拓性的著作，它奠基了基本的框架，随着文学史研究的开展，可以不断地丰富、具体和完善。
另外，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到底有没有五四文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已经讲得很好了，这是外因和内因的关系，也是范先生讲的种子和土壤的问题，没有鸦片战争以后沿海的经济基础和工业化的程度，五四的起源和产生是难以想象的。五四之所以能够成为持续的广泛的运动，主要在于它发展的土壤已经有了，这个土壤不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这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当然可以追溯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开始有了。从明代到五四，这是非常丰富的、有营养的土壤，西方文化进来以后，对于五四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内因和外因的结合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看待这部文学史的一个角度。
张新颖（复旦大学教授）：
章老师固然是一位主要精力用来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但是我觉得这部书是强烈地体现了现代文学精神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他为什么对人性和人性的发展的概念耿耿于怀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20世纪的中国人、甚至几代人艰难挣扎的痕迹在里面。从这个角度讲，这部书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他关于人性的看法，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导论里面谈到《水浒传》，谈到石秀杀潘巧云，这在金圣叹批点《水浒传》第45回时，已经把武松杀潘金莲和石秀杀潘巧云作了一番对比，说武松杀潘金莲还有情可原，石秀杀潘巧云就不可理解了。金圣叹指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到了周作人那里，对此有一个激烈的批评。再到了施蛰存那里，他干脆重新写了一个石秀的故事，在这个新故事中，施蛰存先生把金圣叹说得不可理解的石秀的心理作了一个解剖，主要是从性心理扭曲变态的角度作了一番解剖。而在章先生这部著作里，他比金圣叹走得更远，也可能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才会这样想，就是对女性的认识。换一个角度讲，我觉得这里面有人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素，章先生的文学史已经加入了从金圣叹到周作人到施蛰存再到今天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部著作不仅是研究著作，而且也是成为后世研究的对象。
第二点，这部文学史的雏形，是课堂上的文学史教学。我是一个在复旦受教育的学生，我觉得特别幸运。复旦的文学史教学一直是非常个性化的文学史教学，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复旦大学出来的文学史著作是非常个性化的，我觉得它的雏形是在课堂教学上形成的。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有幸听骆玉明老师讲先秦文学，听王水照老师讲唐宋文学，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非常会心，会发现许多段落都是在课堂上讲的。所以我觉得文学史著作追求平稳、稳妥，这个平稳、稳妥可能是个虚假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文学史教学，包括现当代文学史教学，我们会有意识地把最新的研究加入到课堂教学中去。我觉得这个有特色有个性的有自己想法的教学方式可能是复旦的一个传统，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诞生出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的这部文学史，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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