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从不担心让艺术肩负教化和疗救的使命，它自己的艺术心甘情愿地追求宣传的功能。这里的“宣传”指称某种感染力而并不特指感染的方向，但基督教将其等同于“艺术地弘扬”，即旨在提升我们对谦逊、友谊、勇气之类品德的感受能力。在宗教眼里，我们天生就是易受伤害的动物，个人生活历程中必然会遭遇心灵和身体上的残酷磨难。我们需要艺术来帮助自己理解心中被忽略的伤痛，来抓住泛泛而谈中不会涉及的那一切东西，来诱使人们慨然直面人性中最受到鄙视、最令人难堪的特征。
耶稣死亡时遭受了大概是任何人都前所未有的极度苦难，这一情节对于基督教故事的感染力具有根本性意义。耶稣向所有人，不管他如何受到疾病和悲痛的折磨，都提供了证据，证明他们的苦难绝非个人所特有。基督教的这一套策略，即安排一系列反映艰难困苦的图画，附上相关的题解以便充实内容，将其悬挂在静思空间的过道周围，假如用到世俗世界的话，也可像在基督教世界一样行之有效。
基督教艺术懂得，绘画形象非同小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可以催生同情之心。而同情有助于瓦解我等自我封闭的藩篱，有助于设身处地地从陌生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从而使我们感同身受地体察他人的痛苦。艺术可以促进这样的心灵感应，绝非偶然的事，文明本身就建立在这种心灵感应之上。基督教曲折表达的看法是，假如我等肉身都毫无痛感、刀枪不入、金身不败，那我们便会变成人性丧尽的怪兽。
人类先天想象力的不可靠性放大了人们对艺术的需要。是否能够富有同情地对他人做出反应，这与观察的角度有着决定性的关系。艺术形象创作者所肩负的责任：应把我们引导到那些理当得到但往往并未得到我们同情的人那里去；应当为那些太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切做个见证。
在宗教领域，优秀的艺术家应当能够成功地激发道德的和心理的重大真理，这些真理在日常生活的纷扰中正在失去对我们的控制力。艺术创作，最终都要落实到唤起人们应有的道德反响这一点上，只有这样，我们的眼睛才能锤炼我们的心灵。即使最为波澜壮阔的场景，如果刻画得毫无才气和想象力，则只会招致漠视与厌倦。因此，艺术家的任务是要找到新的方法，撑开他人的眼皮，使其能够欣然接受这些了无新意却又非同小可的理念。所有这些努力依照基督教的基本规诫，最终要达到两个目标：激发对邪恶之反感；激励对良善之热爱。事实上，基督教更有志于为艺术提出一个统揽全局的使命：刻画善与恶，并提醒我们什么是重要的却又是容易被遗忘的。
佛教提出过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观点，即假如在观摩抽象作品时能够给予一些应当如何思考的提示，那么就可以强化我们对作品的相应。
更富创新的一套编排体系是打乱作品的风格和年代，纯粹按照我们心灵的关注点来排列组合。就尊重艺术的宗旨而言，现代博物馆表面上的有序本质上看反而是一种严重的无序。当务之急是重新设定博物馆的议程，借此艺术才能开始有效地服务于心理的需求，正如多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有效地服务于神学的需求。博物馆必须超越现状，不仅仅停留在陈列美丽的藏品，它们应当成为利用美丽藏品让我们变得更和善、更智慧的场所。
九、建筑
新教和天主教对建筑的看法不同，新教的看法是简单，天主教强调大教堂、雕塑、绘画实际上缺一不可，其共同任务就是要保证“引导并巩固民众的习惯，使其心中牢记并不断重温宗教信条”。
天主教的看法涉及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道理：人类的苦恼在于会对周围事物过度**，我们会注意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并会受到其影响。天主教崇尚美，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柏罗丁的著作，其在公元3世纪明确地将美与善联系起来。
无神论者常哀叹宗教建筑辉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会很不情愿的承认，宗教信仰的终结必然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庙堂建设的终结。这一前提假定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未曾明言的理念，即无论在哪个地方，既然再也没有了上帝或圣灵，那就没有什么再需要称颂礼赞的了，也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再需要通过建筑的途径来唤起民众的注视。然而我们不再信仰圣物神灵，从逻辑上讲绝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此终止对有关价值观的敬重，或从此放弃试图通过建筑来寄托这些价值观的愿望。在不存在神灵的情况下，我们仍需保留自己的伦理信仰，而且这些信仰还需要不断加以巩固和弘扬。庙堂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大力弘扬对我们心灵健全至关重要的那些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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