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这本书）是我的一次重温，重温由女性主导的、那些否则便命定成为“弱性物种”的人们的崛起，她们置身于被称为中国现代史的社会废墟和人类灾难的原野中。它也是我唤起在这崛起中看不见的蕴律、行为和运动的尝试；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刻，这尝试是我参与到那些值得向往的巨大转变之中的劳动。
作者颜海平的劳动及尝试是有意义的，她至少深深打动了我，当我在深夜里的台灯下读着那些伟大女性的抗争故事，她们的坚持和决不妥协，她们的敢于向世界说不的坚强姿态，她们在流离辗转中拭干泪痕、在濒临死亡的困境中一次次复活的勇气，她们在困境中建立的姐妹情谊和互相扶持……一次次使我落泪，使我在激愤中涌起力量。
在阅读中，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她们摒弃权贵的**，而甘愿站在弱者一边，并以不停息的抗争中的弱者的姿态，去与当时那个危险重重、灾难丛生的恶世界相抗衡的呢？那种精卫填海般的勇气和虽然微弱但决不妥协的力量，究竟是来自哪里？
我想，在强者与弱者的对峙中，在一个遵从着丛林法则、以弱肉强食为天然真理的时代里，坚定不移地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因为除了抗争，几乎得不到半点好处。这也因此注定她们只能是少数，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丛林法则的完胜，她们的抗争和努力注定被遗忘甚至被嘲笑的结局，亦是可以推知的。
如果回顾30年来中国大众文化对“民国女性”的再现，你或许会发现，左一个“民国才女林徽因”，右一个“民国才女陆小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张爱玲热”……事实上都是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试图重构符合男性趣味的、有着资产阶级“女人味”的女性形象的诸种表现之一。因为在80年代自由主义话语中，社会主义时代的女性被贬低为“失去了女人味的”、“抹煞了性别差异”的假男人，而推出林徽因、陆小曼等各色资产阶级女性形象，正是自由主义者试图为他们心中理想的女性塑造榜样。林徽因这样一个如鱼得水地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如法国上等贵妇般主持着家庭沙龙且从来不会冷场的“才女”，无疑正是小资产阶级男性心目中的女神。冰心曾写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对此进行讽刺，却被后人诋毁为“嫉妒”。固然，有着什么样的心机，也必然以此推论她人。
但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0世纪前半叶那个**变动的时代，林徽因们和冰心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简单说，林徽因以其“才华”，迅速投身上层文化男性的左拥右抱当中，不但不曾对男权社会做出任何反思，当然更谈不上抗争，相反则是乐于以“女性化”的性别优势，享受着男权社会藉此赋予她的种种资源和好处。当然，这样的女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层出不穷了——此是后话。
而冰心和她的左联的姐妹们，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另外一条不是为自己争得好处而是为天下的姐妹、为全人类平等自由而战的道路：
试问鸿濛初辟时，又哪里有贫富贵贱，这些人造的制度阶级？遂令当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冰心：《通讯十二》，《冰心全集》第2卷；本书第118页）
如果仅仅把冰心笔下的“母爱”解读为一种性别本质主义的论述，实在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误读。母爱在冰心笔下是一种导向人类自由与平等的无私的爱，这种爱不止存在于母女之间，亦可以是姐妹之间；或者说，母亲的爱，也是一种姐妹的爱，她本质上是一种女性之间的爱与力量的凝聚，也可称之为“姐妹情谊”。这种女性之间的爱与力量，不止在冰心笔下有所呈现；秋瑾、萧红、丁玲、白薇、庐隐等女作家都曾热烈拥抱并歌颂这一姐妹情谊的力量。
事实上，自古中国女性作家便有姐妹之间酬唱的传统，但五四以来的女性作家并非简单延续这一闺中酬唱的旧传统，她们所召唤的，乃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物种性政治”的逻辑中，以“弱质性别”的身份对丛林法则提出的抗议，是通过女性之间的认同而试图建立的对强权社会的抗衡力量。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来自于西方文明的“现代罗曼史”正在对传统的姐妹情谊形成**和瓦解，与此同时，基督教所倡导的女性美德亦换汤不换药地试图将女性重新推回到她们尚未摆脱的“贤妻良母”的封建旧道德中去。置身于这样的语境，重建姐妹情谊并非易事。左翼女作家大都经历过一个对“现代罗曼史”进行质疑和警惕的过程，甚至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男性作家也告诫过女性投身“现代爱情”可能潜藏的危险，但从后来的历史演变来看，这些有先见之明的告诫似乎并未引起爱浪漫的人们的注意。对此，颜海平通过对庐隐作品的引述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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