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研究范式出发，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自然不仅仅是女性文学研究，也不仅仅是将性别问题作为隐喻来讨论“中国革命”。作者在导论中特地指出本书不同于“20世纪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左派政治之间‘不愉快的婚姻’的产物” 。该书既有女性主义的面向，又有“中国革命”的讨论，然最重要的是聚焦于这一切背后的文化政治（“强者”定义、扫除“弱者”以建构自身），颜海平将其概括为“弱者问题”，这构成了该书的中心：
当这些计划把“弱质性别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weaker sex）置于国家、族（裔）姓、人种、阶级和殖民地问题的交叉点上进行分析时，它们就隐含了笔者提出并通过本书意在探索的“弱者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weaker ）的涵义，对于本书所考察的中国女性的想象性写作和她们的实际生活，这一问题具有中心地位：她们的毕生劳作和文学书写，不仅描绘和型构出“弱质性别”的困境与作为“命运特征”的“生物属性”无法摆脱地联系在一起的状态，而且范式性地示意出这种“命运属性”是如何被指派给现代历史上各种被边缘化、被剥削、被僭越、被戕害或者被剥夺的人们，即所谓“强者的牺牲品”（prey of the strong）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实际生理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
据此，《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对于“弱者问题”的分析，对于“强”与“弱”的辩证法的讨论，不仅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诠释框架，而且对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阐释角度和阐释方式。更为意义深远的是，以女性研究为支点重新阐释现代中国和中国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的新的主体的阐释可能性。 这里所谓的“革命”，是可以想到的对于革命最开阔的定义：弱者对于强者的反抗；中国现代女作家所代表的革命性写作，简而言之，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
如作者所希望，“‘中国现代革命女性’在人类可能性的领域中，是否已经产生出一种尚未命名的能量。以丁玲故事为开启，为了当下那些看不见的人性可能和生命蕴律，人们也许可以和这些尚未命名的能量进行对话”。 对于“看不见的”、“非真”的“尚未命名的能量”，作者所提供的是一种混沌或者说多元、丰富的历史/个人境遇的展开。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在这种对抗中形成的中国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呢？颜海平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北大的著作研讨会上，贺桂梅等学者就此讨论，以个人为支点的革命，如何构建政治共同体；私人史如何转化为普遍性……对于“尚未命名的能量”，笔者觉得引申开来的话则意味着，面对二十世纪无比复杂的中国故事，历史的整体叙事是否可能？任何一种直接的答案，都难免是过于化约而草率的。研究者颇具洞见地注意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很难被化约为一套理性话语，而是在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中获得了有力的表达。所以，作者也更多地使用文学性的语汇，如‘蕴律’‘共生’‘星座’‘家人情谊’‘家园’‘想象’，来呈现这种现代性的不同面向。这种文学式或者说文学化的现代性，并不指向任何既定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而是处在不断批判、创造和再生的过程中，如同生命之流一般奔腾不息。” 在复旦的著作研讨会上，上海大学文学院董丽敏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对于丁玲等故事的正面总结，从“性别”维度打开了讨论现代中国左翼实践/资源的新空间。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左翼革命的进程息息相关，以“性别”为视角来分析中国左翼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实现“性别”的在地化、历史化，同时也意味着以别样路径来呈现中国左翼革命被忽视的面向。女性书写既是一种现实经验的凝结，也是超出于现实经验的一种“想象”，在左翼革命的洪流中，它参与并建构了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全球化时代处在普适主义框架下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主义的发展的意义，值得今天好好思量。
反抗“生物种姓政治”以及一切“强者逻辑”的“非真的蕴律”，以及跨越边界的生命的“能动性”，构成了本书理论**的源头。这也解释了，作者因何种理由向秋瑾、萧红、丁玲以及自己的母亲（曾经的革命女性，“没人愿意跪着活”） 致以敬意，并且因何种理由“张爱玲意味深长的缺席” 。值得补充的是，在这本以中国现代女作家为对象的研究著作中，张爱玲并没有完全缺席，而是在第231-232页一闪而过，作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参照：“对1940年代的重要女作家张爱玲而言，这种超出现代暴力之上的现代亲人维系，大致是天真的幻想……尽管很可能显得天真，但是改变这种惩罚性命运——加诸于‘原初的穷人’和他们的现代翻版即‘内在的弱者’的双重暴力——的富于想像力的动力，却在整个20世纪一系列中国女性的作品和生命中反复出现，特别是在1940年代。似乎那作为天真反义词的‘老练精致’，无论其意义如何，本身并不一定总是具有优越的价值，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其他方面，至少在这些女性的写作和生命中是如此。……它的实现远远地超越了那种目标在永远既定的‘原初’状况中‘作算计占上风’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机关算尽的努力’，这目标本身宣告了这类女性人性的破产，正如张爱玲笔下那世故人间所透露出的人性本体的废墟和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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