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秋瑾拒绝成为服部繁子那样在经济和道德上完全依附于丈夫，（努力被丈夫需要的）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主体；剧作家白薇三次从原有的生活秩序中溢出（两次逃婚）、选择自由的婚姻，以近乎抵抗的写作来完成自身；始终在飘零中的身体柔弱的萧红能够直面鲜血淋漓的土地和人民，写下《生死场》；还有丁玲，当她作为成功的女作家处在上海时，她也拒绝了市场对她的“女性”身份的勾兑和利用，拒绝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城市消费的商品，而投向了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左翼写作……
而作者笔下，女性性别化的遭遇和反抗，既是用以剖析20世纪中国社会命运的事实载体，又是这种社会抗争的意蕴本身。当这些女性摆脱教育、门第、婚姻的束缚，通过“做事”核和写作，将自己纳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束缚重重的社会空间中时，她们的人生和作品激荡了他人相通的记忆、经历和思考，进而激发了更为彻底的社会想象和政治意识。比如女演员王莹，当她随着剧团走遍中国的大小村落，表演那出著名的《放下你的鞭子》戏剧时，她既是在表演自己被**的生活，又是在呼唤一群能够对她的遭遇产生共鸣的观众——当剧中的老父佯装殴打不会卖艺的女儿时，长期被欺凌的农民们冲上前去，夺下了他的鞭子。
正是通过这些性别化的抗争故事和人生，由原先在现代地缘政治里被划分为“弱质种族和弱质性别”的中国女性们，才艰难实现了一种对“人之为人”的全新想象和坚持。她们身陷个人和家国的危机之中，又自觉以这危机为伦理资源，让“以弱胜强”的女性想象成为现实，并成为中国革命的绝佳隐喻和证明。
也正因此，《中国女作家与中国革命》中文版的出版就显得尤为可贵，在历史叙事逻辑逐渐单线程的当下，中国女作家们大胆的人性想象和实践，既是重新认知革命主体的真实性的无法忽视的资源，也是“人类历史免于人性的贫困和社会毁灭的根本”。
追溯这些女作家的叙述，也是对我们所挣扎于兹的历史时刻的更新、赋予能量的迫切需要之一。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五)：弱质性别的抗争：丛林世界中的艰难突围与姐妹同盟的重建
“存活于中国，做了中国的老百姓，是应该有着多少心和多少头脑，来担负这时代的悲哀和使命呢！”
这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普通女性发出的叹息。
不难想象那个“是应该有着多少心和多少头脑”才能勉强应付的时代：封建旧道德未尝真正根除，外临强敌入侵，内部又是纷争不断，南北割据，战乱频仍；一方面是与买办、官僚相共生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掌握社会的话语权，一方面是更广大的农村人口的贫困日益加剧，城市无产阶级贫民的队伍迅速扩大……对于当时中国这个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接受早已被设定的“生物种性政治”（颜海平语）的逻辑，卷入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已经是不得不如此的选择。而女性，这个被视为“天生弱质”的性别，是不是就应该自然地接受身为弱者的命运呢——被贬低、被压迫、被统治？而且，这命运不可更改因为它出于天然？
伟大的中国女性并不接受这一逻辑。她们或许认清了自己的弱质性别，但却绝不接受“生物种性政治”的强权逻辑。她们一面努力摆脱因为“天然的弱者”而被加在身上的被压迫者的命运，一方面，她们也抗议“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很显然，这意味着她们将要挑战的是——整个世界的男权法则。
然而，并没有一个既有的国家或党派，是以挑战男权秩序为己任的，因为国家或党派的主体——男性，本就是这男权秩序的构成要素。在各种不可能之间，这些女性最终只能转向那个更可能的，这个“更可能”，即是当时被国民党不停地暗杀、逮捕的“左翼”。
作者颜海平选取左联的女作家作为本书的主人公，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写作本身即是行动，即是抗争。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被遗忘的女作家——冰心、丁玲、萧红、白薇等等，以她们“弱质性别”发出的抗争的声音，向我们展现了在一个丛林世界里女性所蕴含并爆发出的独特而强大的力量。重现当时那些伟大女性的努力，去探知她们内心的呼唤和渴望，去揭示她们所处的恶劣境遇以及厄境之下她们不屈不挠的奋勇抗争，正是本书作者颜海平写作此书的目的。作者在后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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