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对抗及由此生成的现代性时，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竹内好在《何为现代》中提出的“抵抗”与“回心”的著名范式，在竹内好看来，东洋的近代是西方强制的结果。然而在东洋内部，日本的现代是全盘承受，中国的现代却伴随着持续的抵抗。究竟在这种持续的抵抗中生成的中国的现代究竟为何，竹内好承认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他只是在鲁迅的文学中清晰地感受了这样一种不同的现代。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中国的这种现代性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在比较明治维新和辛亥革命的时候，竹内好指出，“辛亥改革是在革命的方向上发展的革命，是从内部不断涌现出否定性的力量之革命。……即生产性的革命，也因此是真正的革命”（《近代的超克》，214页）。这也正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面向。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颜海平的这部著作，会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及其现代性，并从中获得一种“温故知新”式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这本书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读后感(四)：作为抵抗的女性和中国革命
（原载于 新京报）
1938年冬天，丁玲写下了她那篇内涵复杂的小说《新的信念》：一个被日本士兵**过的老妇人，挣扎着回到自己的村庄时，而被她的儿子建议“自杀”。对这个村庄而言，老妇人作为女性的身体承载了侵略者暴力的痕迹，因而是污秽的、不应被看见的。虽然她的亲人和村民因她的遭遇激起了愤怒，但他们的选择是请她沉默、消失，并允诺为她（和她受到蹂躏的中国人）复仇。但老妇人（同时也是写作者丁玲）拒绝了这一弱者式的复仇逻辑——她选择一遍遍向同村的人讲述自己的遭遇，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妇人极度个人化的痛苦也和村庄群体长期被欺凌的记忆混合在一起，使他们逐渐克服因无能导致的羞耻感，并最终造成了这个群体的反抗。
我是在2008年冬天的课堂上，听到导师颜海平先生讲述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被讲述的契机得益于我们当时正对性别政治、中国革命主体及其想象的可能性，还有视觉文化研究等进行的系列研究。
丁玲写下的这个故事及其内涵，超出了我们惯常对“莎菲女士”式丁玲的印象——不仅是此时已身在延安的丁玲正处于她“革命”创作的**，更重要的老妇人这个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革命真实内核的隐喻。老妇人拒绝被赋予的羞耻感再度抹杀，也等于是拒绝了她的亲人和族人对“羞耻”、“弱者”的定义——在他们眼里，“你被伤害致残，所以你就是残疾；你被欺辱奸污，所以你就是肮脏卑贱。” 同样，在村民们最初的愤怒中，除了被激起的愤怒，复仇情绪更多的只是被动的民族主义的反弹。
对当时正在苦苦寻找“真实的革命主体”的丁玲来说，仅有这种情绪还算不上革命，因为被欺凌者和欺凌者分享的是同一套种姓逻辑——你杀了我的族人，那我也要杀害你的族人。而在半个多世纪后，当海平先生重访丁玲的这部小说以及丁玲波澜壮阔的人生时，她试图辨别、说明的，也正是“弱势者”的革命如何可能、如何真实。在一个规定了“弱质物种”（黄种人）和“弱质性别”、崇尚生物种姓政治（bio-ethnicpolitics）的现代世界里，“无力的”物种除了被蹂躏的同时，也要经受第二重暴力——她们的柔弱被看成她们既定的命运，也成为被侵犯的理由和标志。（在往往，这个过程中，女性性别和贫弱国家的命运是同一的）。
在颜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写就《中国女作家与中国革命》（英文版）一书时，“告别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的共识，激进的革命被批判为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但作者并不服膺没被这种后溯式的历史观，她把目光转向1840年以来的几位具有革命意义的女性（秋瑾、白薇、王莹、冰心、萧红、丁玲），试图从她们对自身“弱势性别”的反抗和通过想象、实践进行的自我赋权（enpowerment)的过程中，试图讲述这些“革命性”的人生故事背后，与前文所讲述的生物种姓政治的逻辑截然不同的伦理可能。
而这样独特的、基于中国革命的伦理表达，在竹内好的《何谓近代》一文中也有近似体现：“（鲁迅）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 换言之，这本书里的伟大女性们，她们拒绝成为原先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客体、一个被享用的符号；更重要的是，她们也拒绝了被肉食强食逻辑裹挟的现代性暴政——正是这种对强与弱的暴力界定，才造成了19世纪后期中国悲惨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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