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由郝田虎、程英夫妇译为中文并于2011年出版，算得是汉语学术界的一件幸事与大事。马丁·贝尔纳是极少数的西方思想家，能够从容出入以希腊-罗马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传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曾长期在世界文明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经历了近代为列强**的历史，面对重返世界历史中心地位的前景，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下思考希腊之为希腊的情由、特质、因果、命运，绝不只是纯粹抽象的、学院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只提供某种智力**之用的，它关涉到西方文明的历史—现实认同，由之生发出的各种有关西方—东方、现代—前现代、常态—非常态的思维，都或明或暗、或有意或无意地指向被标志为“希腊”的文明象征。在新时代重建中国文明的自觉与自信，根本上意味着要形成中国的带有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文明史解释体系。在此意义上，如何解释希腊，不但意味着如何理解希腊—欧洲—西方，更是世界文明史视野下中国文明自我认同构造的重要环节。《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翻译出版，可谓适当其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附录：
《黑色雅典娜》中译本序
马丁·贝尔纳/作 郝田虎/译
我很高兴《黑色雅典娜》第一卷能翻译成中文，这有若干理由。首先，它连接了我生命中的两个学术爱好，中国和“黑色雅典娜”项目。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之前很久，我和中国的联系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七岁时，作家和翻译家萧乾给了我一本他的书《中国而非震旦》（China but not Cathay），当时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在书的卷首插图，他陈述了该书的主题，即中国不是神秘的东方天堂，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中华民族当时饱受日本侵略、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害的苦难，但中国人民的力量终将使它胜利。我最受吸引的地方是，他把这些用毛笔以中文写出来，辅以蓝墨水的英文翻译。
当我的父亲J·D·贝尔纳带我到剑桥拜访他的老朋友和同事李约瑟时，后来的联系形成了。李约瑟的书房满是中文书和中国同事，他们耐心地解答了我关于中国的许多问题。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是在1957年，1959年———整整五十年前！———我终于前往中国，在北大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留学。这是“大跃进”开始的“苦涩年代”。虽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我在那里的数个月里，中国对我的吸引和我对中国的承担都增强了。
我回到剑桥和毕业以后，开始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主义的研究计划。虽然我最终出版了关于这个题目的一本小书，但在20世纪60年代，我愈来愈被两个重要的政治发展分神。其一是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这使我参与了反对美国侵略的政治活动。其二是“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它既痛苦，又迷人。这两个过程在1975/1976年结束，正是在那时，我改变了研究领域。我意识到，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的缓和，在西南亚，尤其是围绕着以色列国，紧张在增加，因此也变得更加有趣。
并不是我不再卷入中国，而是我被新题目吸引了。这其中有个人侧面，因为我虽然从小受到的是无神论教育，没有任何犹太教（或基督教）背景，但我有一些犹太血统。因此，我开始以特殊的兴趣，但是用世俗的方式研究犹太历史。我无法接受通常的目的论、宗教方法，它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拥有对巴勒斯坦土地的神圣权力。根据这一观点，犹太人被视为不同于居住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其他古代民族。我却想在其背景中看待犹太人，他们与腓尼基人、迦南人和埃及人有着民族和文化关系。我很快意识到，所有这些民族都与古希腊人有密切联系。这实际上是古典时期，即公元前6到4世纪希腊人自己的观点。但很久以后，古希腊人在历史编纂上深深陷入19世纪北欧制造的“神话”中，这一神话使得他们迥然相异于他们南面和东面说闪米特语和埃及语的文化。
正是这一故事的不可信性引导我进入了《黑色雅典娜》项目。我开始遵从少数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希腊神话和黎凡特闪米特神话之间存在细致的相似性。从这里出发，我在两个方向上继续旅行，首先我将相似性拓展到语言，尤其是词汇，其次我开始相信，埃及影响如果不是比闪米特影响更重要的话，也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我寻找证据，以验证古希腊人的声称，即他们的宗教、数学和哲学是以埃及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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