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雅典娜》读后感10篇(11)

萨义德和贝尔纳的译文互有长短：前者第一句更忠实，包括保留了in all things（“在所有方面”，王宇根译本对此理解有偏差，也没有明确是因为简单而不完整）；后者把surabondance译成superabundance比萨义德的abundance更准确。两者翻译largeur的措辞都有歧义，导致两本书的中译者在没有核对法文原书的情况下（他们似乎没有这个义务），对这个词译得都不到位：实际上，largeur意思是breadth, broadness, width（广大、广阔），而非“丰富性”（amplitude）或“比例”（scale）。但萨义德译文的主要问题是漏掉了“素歌与现代音乐相比”，这一失误是因为他查阅的法文版本不一样吗？笔者核对了另外两个版本：1858年第二版和1863年版。三者大同小异，仅有一处实质性异文，第一版的clair-obscur（采用明暗对比的美术作品）在后面两个版本中是grisaille（有浮雕感的灰色单色画），ce que le plain-chant est à la musique moderne这部分在三个版本中都有。看来，精通音乐的萨义德也有对音乐视而不见的时候。荷马打盹了。

我们该如何看待萨义德引用时的“不严谨”现象呢？首先，萨义德本人反对这么做，认为有必要完整地理解原作。举个例子。萨义德在讨论《东方学》写作的个人层面时，引用了葛兰西《狱中笔记》的一段话，来说明批判性反思的起点是“认识你自己”，但“认识你自己”是迄今为止历史过程的产物，历史过程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痕迹，却没有清单（inventory）。萨义德看到的唯一英译本令人困惑地到此为止，但其实意大利原文紧接着还有这么一句话：“因此，当务之急是编制这样的清单。”（参见王宇根译本33页）萨义德很高兴他在重要段落里找回了被省略的这句话，在一次访谈中还专门提及此事（单德兴译本231页）。可见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萨义德知晓引文准确的重要性。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萨义德也很警惕批评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单德兴译本23-24页）。艺术气质浓厚的萨义德偶尔不小心失误一下，倒也无伤大雅，鲁迅还写通假字呢。我们没必要就此大做文章，抨击萨义德不够学术。我只是想说，相比之下，贝尔纳学者气质更浓，在有些地方更为谨严。认真而不钻牛角尖，摒弃科学主义而又一丝不苟，大概这就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治学态度吧。（顺便指出，萨义德在访谈中提及的科学史家Bernal应该是《历史上的科学》的作者、马丁•贝尔纳的父亲J. D. 贝尔纳，而非马丁•贝尔纳，《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原书索引编制者和该书中译者都搞错了。我们却由此可知，博学的萨义德对贝尔纳父子的著作都很熟悉。）

作为极富影响的先驱者，萨义德和贝尔纳都希望读者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萨义德在1994年为《东方学》写的后记中说：“我希望读者们能通过阅读我的书而产生自己的新的研究，用一种宽容的、可行的方式阐明阿拉伯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这一点肯定已经出现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次大陆、加勒比海地区、爱尔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王宇根译本436页）。《东方学》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它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思想空间”（2003年版序言）。萨义德的意图旨在“将知识分子从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王宇根译本436页，有修正），为人类自由这一终极目标做铺路石。同样，受到萨义德影响的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绪言的结尾处写道：本书的政治目的是“减少欧洲的文化傲慢”，其学术目的是“为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便具有更好资格的女士和男士继续工作”（中译本57页）。十年之后，有学者做出类似呼吁：激动人心的“黑色雅典娜”项目依然具有可行性和全球重要性，但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需要相关领域更多的专门家加入进来。又过了十年，尽管围绕着《黑色雅典娜》的争论不曾停歇，但在亚非语对希腊语的影响方面，贝尔纳几乎仍是孤军奋战，很少有人进入他开拓的新领域。古典学家甚至因为他们自己不把词源学用作重构希腊史前史的工具，所以要求贝尔纳也停止这么做。虽然《黑色雅典娜》第三卷“语言学证据”的销路不错，贝尔纳在自传末尾还是显得疲倦、悲观，不复有第一卷时认为21世纪初会普遍接受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的豪情和自信。雅利安模式也是像东方学一样的“思想体系的枷锁”，枝繁叶茂，根深蒂固，要彻底掀翻它们，远非一日之功可以奏效。所幸我们有萨义德和贝尔纳这样无畏的大力士和非凡的天才，他们的批判和揭露厥功甚伟，业已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工作。萨义德仙逝多年，他的著作和思想在中国粉丝众多，已生根发芽；贝尔纳垂垂老矣，他把中国称作“我的初恋”（2011年11月1日致笔者电邮），可他在初恋的中国有多少知音和追随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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