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新民族国家成功的概率与其说取决于民主、人权等口号，不如说取决于是否亲美以及是否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现在这招不管用了，亲美也是死路一条。
#在当代世界，中国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仍然保持着前20世纪帝国或王朝的幅员和人口构成的社会，但她早已不是清王朝，而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对于欧洲思想而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中的这种将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融合在一个共同体中的现象，构成了一个认识了上的挑战。
#中英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冲突建立在两种政治合法性及其规则的较量的基础之上。与英国采用条约形式蚕食这一地区不同，清朝对西藏的治理并未越过达赖班禅金瓶掣签及其他宗教朝贡和礼仪形式。
#清朝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以整个区域关系及其规则的变化为背景的。这个规则性的变化就是从传统的多重朝贡关系向殖民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关系转变，从内外相对化的承认关系向内外分明的主权承认关系转变——前者普遍王权及其多元的承认关系（如宗教关系、政治关系、蒙古准格尔满洲中原政权的多重关系等）为纽带，而后者以王权的民族国家及其承认关系为前提。当主权体系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规范确立之后，传统朝贡关系条件下的中央地方关系不得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领土、族群和宗教等要素被界定为划分不同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范畴，而在这些诸多要素中，领土内的行政管辖权成为现代国家主权的主要表现形式。1950年后中国的西藏政策必须置于这一规则性转变之中才能获得全面的理解。
3、#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大致有三种，一是革命党人，二是康梁，三是民国后以清帝国的国家界线来断定民族范围的国族主义，或多元性单一民族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历史的复制，而是全新的创造，其中国家主权的单一性与以人民政治为中心的社会体系的形成是区别于王权条件下的朝贡体制的关键之处。我把它看成是帝国遗产、民族国家与社会主义价值的综合。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前提的。多元一体强调的是多样性和混杂性的统一。
#1950年以来开展的民族识别过程显示，许多民族的自我认同恰恰是国家建构的产物。
#因此，只有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限制，才能发掘古典的和现代的智慧，为一种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平等政治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的可能性。
民族区域自治概念中的区域值得注意，因为超越了种族族群以及宗教的范畴，同时又将这些范畴融在在自然人文和传统的混杂空间里。费孝通曾将在中华民族聚居地区归纳为六大板块，·····较之单纯的族裔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以区域为中心形成的独特的中国观包含对中国各族人民多元并存的格局的理解。
#将藏人所居住的地区全部纳入民族自治范畴，完全没有顾忌这一区域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混居区域。
4、#19世纪以降，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全球性的局势，革命和变革既不是绝对本土的，也不是绝对外来的，而是在内外互动中形成的。在这种互动中，新的政治主体被创造出来。在讨论中华民族概念时，如果不能从近代中国革命观点去理解民族认同，也就没有可能完整地把握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民族问题。
#当代西藏问题是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并日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上述两个原则（平等政治的原则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发生变异和转化也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从平等政治的角度看，民主改革铲除一农奴制为主要内容的等级制，进而改造了阶级关系，而市场化改革则重构了经济关系，并以产权关系为中心社会分化合理化。在90年代中国，1950-1960年代产生的政治基础逐渐转型，这一段在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伴随着新的社会分化，早期革命政治的正当性陷入了危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改变西藏宗教社会的政教合一体制的过程是一个激进的世俗化过程的话，那么市场化改革则是一个更为激进的世俗化过程。这两个进程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推进政教分离的过程中，不仅改造了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而且也创造了一个对于西藏人 而言准宗教的价值体系（政治和信仰之间的心的合一形态），而后者恰恰相反，他以经济和市场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社会，伴随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体系的衰落和宗教政策的调整，这一世俗化过程恰好为宗教扩张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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