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美国的反应来看，西藏问题的受重视程度显然是远远超过新疆问题的。中国政府在新疆7·5事件中采用的镇压手段强度更高，戒严的时间更长，甚至切断了网络通信，而这一系列举措甚至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高度抗议，对比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2. 外部视角看“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问题”的一个特点是：包括美国、英国在内所有西方国家均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甚至在晚清和民初的诸种不平等的国际条约中，除了个别的例外，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西藏地位是清晰的。
那么问题来了：在西方国家普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之时，为什么有那么多西方人同情或者支持“藏独”呢？
答案便是是西方的民族主义知识、尤其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形成的中国观和西藏观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
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可以是一个文明、一个大陆、一个帝国，而绝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在这里，“正常”与“现代”都是按照西方的自我想象而产生的标准，是硬将自己塞进普遍主义（或所谓普世价值）的框架中的西方特殊主义。这类在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形成的中国叙述是以欧洲民族-国家的标准模型为前提的，按照这个标准模型，政治共同体必须以民族体为中心，那种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甚至多文明的复合型社会反而被看成是人为的和强制的。
其次，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西方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是一种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和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断获得发展的历史力量，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和相关区域的各种政治关系无不被这一力量所重新塑造。中英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冲突就建立在两种政治合法性及其规则的较量的基础之上。与英国采用条约形式蚕食这一地区不同，在英国介入西藏事务之前，清朝对西藏的治理并未越过达赖、班禅、金瓶掣签及其他宗教、朝贡和礼仪形式。而随着英国的介入，清政府担心英国像不丹和锡金一样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于是开始直接干预西藏，而这反而计划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十三世达赖在1904年出走蒙古和1910年出逃印度时两度被撤销封号。而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触发了驻藏川军的内讧和哗变，导致他们抢劫寺院、商店、甚至屠杀藏人，这也为之后的分离主义埋下了伏笔。1912年，在清朝灭亡背景下，经过尼泊尔人的调解，所有清朝驻藏关于案和清军被驱逐会内地，清朝对西藏的统治系统至此彻底的瓦解。
3. 改革开放后西藏的内部危机
而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在西藏的展开，西藏的广大农奴翻身把歌唱，成为了藏区的主人，西藏的民族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阶级成了新的且唯一的纽带，无论是民族、宗教亦或是血缘等等联系全都为阶级所取代。这也就使得最初藏民以民族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转换为以阶级为基础的思维模式。民族的冲突暂时被阶级的冲突所取代。这样的年代一直持续改革开放之前。
宗教上，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宗教政策的松动，传佛教日益成为西藏社会维系自身认同的主要根据。市场扩大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为宗教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提供了可能性，西藏社会相较于三十年前显然更接近于一个宗教社会。然而，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改变西藏宗教社会的政教合一体制的过程是一个激进的世俗化的过程，市场化改革则是一个更为激进的世俗化的过程。这种宗教对于社会的渗透伴随着的就是宗教的世俗化——喇嘛成为了一种职业、清规戒律不再被严格的遵守、僧侣的政治地位不再。而当民族 认同被完全维系与藏传佛教智商，藏族社会声音的多样性——苯教、西藏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声音——反而被霪没了。
语言上，西藏地区的小学主要实行汉语教育，兼设藏语课程。地级市一下的单位、牧区实行藏语教育为主，兼设汉语课程。然而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年轻藏民，尤其是深处混居地区的藏民对于藏语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弱。这使得藏区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危机感，也是达赖、热比娅等所谓“文化种族灭绝”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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