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变良民》是一本由巫仁恕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激变良民》读后感(一)：有意义的喔
导论第一页，作者引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证明研究社会冲突的意义。
反而是这段与本书中心关系不大的文字，给了人很多鼓舞：
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之所以会引人注意，理由很明显：这些行动永远是**化社会结构里关键性的部分，因为毋庸置疑的，当暴动或社会革命发生时，社会紧张程度已经达到突破点；再说，某些问题除了透过这种激烈行动是不可能被了解清楚的，社会冲突已经把某些隐晦不易察觉的事物暴露出来，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同时扩大了我们有关事件的资料。
——霍布斯鲍姆
《激变良民》读后感(二)：毫无違和感。
很干净的一本书。思路很清晰，整个结构很均衡，前后照应，读来很顺畅，整本书倒像是一个报告一样。学术著作倒也能感受到阅读的**。不看作者的介绍，单看整本书的风格和结构就看得出是台湾学者的风格。之前看台大的一系列硕士论文就是这个感觉：完全可以作为学术榜样和规范来学习。就和民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的感觉，标标准准的学问人，四平八稳，规规矩矩。读来虽然不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会让人觉得很充实，结构和内容都看得出经过了推敲的，而文章的最后一定会有厚厚的附录。 就我看过的有限的海外研究那一系列的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我总会怀着莫大的热情去阅读，即使是学术作者，我也觉得是在同他对话一样，他能用他的语言和思维方法来启发我。文章风格也更为活泼，而且更加注意方法。 而对于日本汉学家的书，我主要是看的中华书局92年出的那一套十本日本学者的选集，主要感觉是他们功力了得，十分注重史料，文章风格就和日本人做事一样，谨慎小心，绝不过分。
只是说说个人感觉，读的越多才能感觉的更加真实。
《激变良民》读后感(三)：明清城市中的官民共栖
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社会，三农问题关系国势安危，农民起义也因此一度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相比起来，城市民众的集体行动向来是个容易受忽视的领域。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中国直到16世纪的晚明时期才开始涌现出民众集体行动的事例，且大多孤立而分散，并未导致重大的政治后果——总之，来得太迟、太散，又不够震撼。但并不是产生重大后果的事件才是历史，相反，回顾这些过去将丰富我们对那一时期的认识。
中国城市的民众集体行动发端于晚明是可以理解的：传统社会演进到这个时期，城市的经济技能不断得到强化，也开始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城市文化，形成了一个与农村有所区别的城市社会；与此同时，晚明时期国家力量衰弱，朝政腐败，使都市居民的反抗有了合法的根据和机会，一时粮食暴动、罢市、罢工、反地方官暴动、抗税暴动等等在各地纷纷出现。
从最早的时代起，中国政治思想一直强调国家控制社会，如果两者分离，常常意味着国家失控的乱世。出于最聚众闹事的极度担忧（“聚众”之后尾随的就是“闹事”二字，可见一斑），汉朝律法规定：“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连三四个人聚在一起饮酒都怕出事，当然更不必说大规模的公开行动了。为了避免事态不可收拾，历代也通常对倾听民意有制度性的安排，使人有申诉渠道，同时严厉打击那些过分欺压行为，《大清律例•兵律》“激变良民”条规定：官吏因“失于抚字”或“非法行事”而导致良民反叛者，处斩监候；平民煽动、唆使良民造反，亦处重刑。
这形成了一种既有所控制又有所安抚的平衡架构，也正因此，民众在抗争时常常又会强调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他们只是被欺上压下的官吏“激变”的良民，而他们相信正义的最高权力将还他们清白并给予他们应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处置不当，一般不至于过分走向极端。这不仅是因为一般人民对政府还未有明显的政治权力诉求，也在于双方之间还有一种“共栖关系”，即人们抱怨的只是低层官僚的错误行为未能获闻，从而妨害了原先那种“养民”职责的共识。他们常常打出“为朝廷除害”的口号，要的是更好的治理，而不是另一种政治制度——那实际上是他们无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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