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采取镇压还是抚谕的政策，地方官之间也时有歧异。“较常见到的是下层地方官知县、知府或地方道员，与地方大臣如巡抚或总督的处理态度或出现很大的差异。似乎愈高层的地方官对集体行动愈不同情，而下层的知府或知县则能理解群众集体行动的诉求。”巫仁恕指出，在前引乾隆十三年（1748）苏州府顾尧年为请粜聚众哄闹一案中，江苏巡抚安宁与苏州知府姜顺蛟的看法相左，前者主“剿”后者主“抚”。
不少事件中，管理地方学务的学臣与地方行政官之间，清朝的满官与汉官之间，存有意见的差异与冲突。“无论怎样，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往往会面临两难，因为无论是采取镇压或抚谕的政策都可能使事件走向暴力化，所以如何拿捏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技巧。”巫仁恕说。
巫仁恕：请听人民的声音
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社会，因此关于农民的起义与反叛早为史学界所重视。相比之下，城市民众的集体行动却容易被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中研院”巫仁恕的著作《激变良民》算是“填补空白”之作。他开创先河、运用“集体行动”来解释明清历史上的“城市民变”。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巫仁恕，请他讲述写作该书时的思考。
反官员不反皇帝
时代周报：城市民变该如何理解？它和传统的农民反叛的区别在哪里？
巫仁恕：准确地说，城市民变即是城市集体行动，它是指“发生在城市（包括有行政单位的城市外，还包括了没有城墙的经济性小城市—市镇），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群众集体行动”。集体行动这个概念我用的查尔斯·蒂利的观点，主要泛指的是人们为追求共同的权益而集聚行动的行为。
从我的考察看，引发城市民变和农民叛乱的原因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有的也跟贫富差距有关。
至于区别，我想突出的是，二者最大的差异，即它们后续发展。都市里面老百姓的抗争，很容易安抚下来，因为一般他们并没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这一点它不像农民的运动。因为，从历史上的情况看，后者经常会演变成推翻朝廷的活动。传统中国王朝时代，朝廷对都市人民的照顾，相对农村来讲，还是好很多。灾荒之年，首先能够得到救济是都市里的人。正因为如此，城市民变虽然有抗争，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演变成反政府的情况。通俗地说，“他们是反官员，但是不反皇帝。”这是城市民变同农民反叛运动分道扬镳的一个原因。
时代周报：明清城市民变的那些形式，其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巫仁恕：明清城市集体行动事件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竞争型、反抗型与前摄型。这样的一种划分，来自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
所谓竞争型是指社团或社群互相对立竞争的行为，如学生团体之间的斗殴、乡村之间的械斗、市民与军队的冲突等；反抗型则是群众反抗某种不公平的剥削、或反抗某种侵犯或挑战其既有资源与权益，粮食暴动以及抗税、毁坏机器、反征兵制等是其中的典型；前摄型主要体现为群众主动要求之前所未有的权益，如工匠要求雇主增加工资的罢工，或者要求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等。
事实上，我还依群众集体抗争与诉求的对象，将明清城市民变事件分为两大类：（一）直接与政府有关的集体行动；（二）社会性冲突。其中，直接与政府有关的集体行动包括反对财税政令的集体行动、反对官员与制度的集体行动以及要求政府改进政策与措施的集体行动；而社会性冲突则主要包括上下阶层的对抗、平行的社团与社群的冲突与竞争等。其中第一大类主要是因为经济因素引起的，第二大类主要由贫富差距引发。
明朝多“抚”，清朝多“剿”
时代周报：明清政府是如何对待城市群众集体行动的？
巫仁恕：明清政府处理集体行动的政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抚”—抚谕的政策。第二种是“剿”—镇压的政策。相比较而言，明代政府主张“抚”的多一些，而清朝政府则更多地主张“剿”。我以为，这种转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则因为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对多数被统治者汉人必须采取高压政策来统治，以稳固其政权。二则清代的城市集体行动事件，并未与官僚阶层的政治冲突相联系，不像明末万历与天启年间的反矿税使与反阉党的情况，因此得不到地方官的同情。三则清初城市群众集体行动的性质与明代有很大的不同，其所发生的事件多只牵涉到部分人，参与者不似明代多元，而且参与人数在规模上也远不如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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