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变多或少，可看社会好不好
所谓城市民变，按照巫仁恕的定义，指的是“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的环境中塑造出来的群众集体行动”。其一般为突发，集结快、时间短、规模小、影响区域有限，和发生于农村的大型农民起义有所不同。民变在明以前的中国很少发生，直到明清时期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究其原因，和明清时期中国城市的跳跃性发展有关。这一时期城市的规模日渐扩大，新兴市镇接连出现，工商业兴盛，商品经济繁荣，从而使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聚集处。人口众多，便产生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社团、会馆、行业组织等逐渐壮大，旧有的等级观念和身份观念逐渐瓦解，给民众集结提供了组织基础。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兴盛，亦为民变的组织、宣传提供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巫仁恕的归纳中可以看到，城市民众被激化的类型多种多样，包括粮食暴动、手工业工人罢工、反对地方官、反对政府的财税政策、阶层冲突、社群冲突和科场士变等。其参与者并非都是具有“天然革命性”的赤贫阶层和手工业者，而是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民变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既可以是有功名的士绅，也可能是工商业主、城市平民、农民、军人、豪强和地痞流氓等。不同人群参与民变的动机不同，士绅生员可能因为明清时期科举之途拥堵，上升渠道日渐狭窄，逐渐助长其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使其放下身段去领导或参加集体行动。商人可能是被迫参与，大多由于害怕殃及自身而参加罢市。其中亦可能有少数趁火打劫的无赖游民，往往煽风点火，将民变引向更加激化的境地。
但是，受倾向儒家文化熏陶，民众若非真正失去活路，一般都不会起而斗争。因此，尽管参加者可能各有目的，但大多是因为其个人的切身利益受到政府和不法商人的损害。比如粮食暴动，多半因为粮价飞涨，商人囤货居奇，引起广泛不满。民众希望能有一个公平的交易秩序，若无法得到便会起而抗争。
很难说这些行为体现出民众的革命性和抗争性，也不能说这代表着市民社会初具雏形，但却可以从良民激变的频率中看到一个时代的统治状况。如果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会，政治清明，意见流动的渠道畅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沟通畅快，各种矛盾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则很少会有类似于民变的激化事件发生。虽然，巫仁恕并未就这一点明确得出结论，但可以知道，排除统治者压制的因素，一个社会民变的多少，对检验这个社会统治效果而言，起到晴雨表的作用。
反贪官，不反皇帝
民变一般为突发事件，因此在通讯不发达的传统社会，要在短时间内组织起大量民众，无疑需要种种宣传策略。根据巫仁恕的研究，类似于早期工人组织的“团行”以及各类社团、公馆、会所之类的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各种同乡、同学、同族和师徒等横向或纵向关系，使得快速组织和动员成为可能。而他们一般通过揭帖、口口相传、编造诗文戏剧等方式进行宣传。近代以来城隍庙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为民变的发生提供了动员的最佳场所。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后世，在清末各式暴动或抵制外货的运动中都可以看到相似情形。不同的是，近代以来，报纸、网络等传媒的出现，使宣传和动员过程呈现出前人不敢想象的便捷。集体行动也越来越带有理性的色彩，较少引起严重混乱，多半采取文明抵制或和平反对的方式。
但是，诚如巫仁恕所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集体行动的参与者都以解决问题为最终追求，不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因此相对带有一定的温和性。这也和明清政府一直以来支持城市发展，灾荒之年城市居民大都可以得到救济，城市居民的生活不如农村那样困苦有关。所以，用巫仁恕的话讲，民变一般都是“反贪官，不反皇帝”。民众和统治阶层带有一定的“共栖性”，一般民众仍认为政府有保障民众生活幸福、安定的责任，因此行动只是在体制内对政府督促责备，而不是全盘否定。大多数民变在此问题上都保留着明显的底线，很少看见对统治权威构成直接的挑战。
书中事例表明，民变的参与者大多都会标榜其政治合法性。如儒生领导的科场士变，往往会搬出孔圣人的塑像或木主，作为护身符来游街或抗议，一般抗议政治不公的民变，也会打出民间传说中公正无私的阴间行政官城隍的旗号。这固然体现出弱势群体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确实无他物可以凭借，只能依靠虚拟的神灵或教义，希望可以起到支持、鼓励自己行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有了这样连政府官员也可能忌惮的权威护身，最后当事人必然可以从轻受到处罚甚至免于惩治，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政治安全。无需巫仁恕言明，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灵活的斗争策略，亦是一种民间的智慧，能够古今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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