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的书我在看，批评也一堆，借用别人的研究开展自己的叙述，必然双脚站在流沙之上。但古代史的人，甚至可以说中国大部分搞古代学问的人都有一种文献学的傲慢（在西学是外语的傲慢），这才比较绝望。
打四颗是因为书里很多文章是录音整理稿，没有脱去口语的痕迹，表意有时都不明确，英文更是一塌糊涂。包弼德的名字都写错了。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五)：甘阳的《细读《文化与社会》》与英国经济史
甘阳的《细读《文化与社会》》与英国经济史
在甘阳的《细读《文化与社会》》中提到，“19世纪时，英国思想中有个潜在的东西，即多数人可以在文化上提升到少数人一样的高度”，”上层阶级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要在文化上把下层阶级整合进来”，致力于培养出真正有教养、有理解力的人群。
此相对应的是针对工人阶级的教育，“1954年成立工人学院，……1873年在剑桥，1876年在牛津都建立了校外教育”，而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授课对象正是工人阶级。
无论对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工作成效如何，中上阶级将社会工作的重点放在高级文化的推广与拓展上，希望提升工人阶级的文化素养，这背后体现的老式绅士心理，以及所对应的英国公共普及教育的迟缓、极少有大学重视科学和工程教育的社会现实，是否会有损于英国经济的发展？
甘阳强调英国历史中文化传承的一面，可惜于1960年代英国学习美国用职业化教育代替了之前的劳工学院，又称“凡是中国人写的英国史一概都不要看，完全不靠谱”，又是否走向反面的偏颇？
回到经济史，（以下引文皆出于《世界经济简史》）“1750年至1850年这一世纪内英国的工业增长率远远低于其早期的表现，……更难以解释的是，从1873年到1913年，，英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0。”
撇开其他技术性因素，书中指出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企业家的失败。“维多利亚后期的企业经营者们，那些家族企业的创立者的子孙们，渐渐丧失了他们先辈的勇气与活力，一味陶醉在休闲典雅的老式绅士生活，……在引进和应用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产业方面……步子缓慢，漫不经心。”那时企业家们一旦发家后，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乡村购置一块地，将家安在豪华别墅中，雇佣几个仆人，过着传统的贵族式生活。书中总结道：“18世纪……那时的英国社会远比那些旧政体时代的欧洲国家要更具开放和流动性，但一个世纪以后，一切就都颠倒过来了。”
英国的中上阶级与下层阶级，就这样在一个文化整合的套路中被其他国家中所迎面赶上。
文化与经济，这样一个韦伯式的命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从历史来看，中国当下的发展是完全符合世界社会历史发展上的经验的。当下的基础教育，功利化、平民化、职业化，与30年的的经济发展实际是相关的（当然高端的职业技术教育这方面还缺乏）。我一位在乡村支教的朋友说，那些大山里的孩子最希望的出去读大学打工挣钱，而对老子、孔子缺乏兴趣，对此你又能辩解什么呢？这不是完全正当的吗？
甘阳老师找到了历时的潜流，我相信在适当的时机下潜流便会爆发出来，成为主流，直到现在，英国一位教授写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书里都是英国的味道，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所以我对甘阳老师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仍然十分认可。但是这种教育如果最终成了老古董的复辟，沉溺于“复兴大业”等空洞的字眼，背后缺乏历史的、科学的支撑（部分文中有，比如乡村工业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基层生产队的对应性），缺乏对其观点对立面的吸纳整合，我觉得也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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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有限，文中的一些过于感情化的副词只是行文方便。文只做一参考，对阅读的朋友有启发即可。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六)：从富强走向文明 ——《文明 国家 大学》读后
在来博雅学院的路上，我将甘阳先生的新作阅读完毕，对于其中谈论现代政治部分，自己更感兴趣一些。在谈论当下学术界的时候，甘阳先生认为学术界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理论，而这一点我是深感同意。在当下的学术界，对于社会理论陌生的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更多的人是将社会理论当成万金油式的研究套路。而对于社会理论中关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部分却付之阙如。当这个社会整体的研究思路，依旧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式研究思路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从古典中汲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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