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把阴谋论只说成一个民族的问题实在有些特殊论的论调。不过挪用这样的论调来论证所谓中国的特殊性，说不定也是一个有趣的方向--因为在那么多中国人的眼里，寰宇可见惟有中国人自己内心充斥着阴谋论，那还不是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基础？接下来，说不定美国人也有个特殊的文化心理基础。昨天我看了甘阳的《文明·国家·大学》，里面有个段子说有学者批评冷战时期美国官方和政治学界对极权主义/威权主义两个高度概化标签的术语的使用有双重标准的嫌疑，后来美国官方人士站出来辩驳说我们就是要搞双重标准：同样是集权政体，极权主义是用来形容苏联及苏联影响下的民族国家的政权，而威权主义形容的是美国扶持的一些集权政体，而且表示，对于美国能够影响到的那些“威权”政体，只要美国想让它民主它就马上能够民主了。所以下面一个问题是：一个美国影响下的民族国家，它的民主化还是威权政体的维持并不是它自己说算的，而是别人说想怎么样就马上可以怎么样的？我不小心自己又栽倒在我自己阴谋论的思路里去了，因为我很想把这种宣称称为“阳谋论”。
甘阳同时在他那本书里批评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不少中国人士，每天都在想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西方）满意。我在读这段批评的时候，想到的是我身边的例子。有香港学生批评大陆学生读大学了还依靠家里，不自己赚钱，还整天花钱在香港买奢侈品。这个批评我猜对很多在港大陆学生是成立的。姑且不论社会差异，只是就事论事，接下来我发现一个悖论：那大陆学生可以在香港工作以便自给自足吗？好像政策上又是不允许的哦？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就被告知，除了校内的经过审批的part time，而且有时间限制（当然还有职位数量的限制），校外打工就属于黑工。这好像在移民局的文件上也是白字黑字写着的。就算能够工作，接下来说不定有些人要跳出来嚷嚷了，说你们就是来跟我们抢工作的---事实上，我刚来就听说了这种说法，我还没工作呢，我就被认为是和香港学生来抢工作的。所以，你不工作依靠父母要被骂，你工作自足也要被骂，因为我是来抢别人的工作的。想到这里，我庆幸自己从来没有寄希望于得到香港人的满意，所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烦恼而自我忧伤，心存有愧。甘阳对那种自我烦恼的说法是，我整天在想使别人满意，殊不知人家要我自杀才会最终的满意。我想这种说法还不够完全，其实还有一种选择，就像写Uneasy Reunion的人类学学者Nicole Newendorp为那些大陆新移民指出的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的期待：清理干净你那些大陆人的痕迹，彻底拥抱香港精神，做一个“标准”的香港人。吊诡的是，美国人Nicole Newendorp有点疑惑，自认为我们社会比较多元包容的香港人，同时心存一个彻底标准化的香港人模型，这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而他们自己又是否符合他们自己认定的标准化模型呢？但实际上这些疑问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这个标准本身就是而且只是为你们这群人而设的。
我对于那些说什么香港资源首先应该香港人来享受的说法的大陆人或者曾经是大陆人的香港人/美国人，对那些还没有成为既得利益者但即将成为，而且已经每天不停想着自己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别人满意的人，或者那些已然成为既得利益者/利益无关高高挂起者，大概也有种阴谋论的思路。我真心相信他们可能不原意代表其他人而只是发出他们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且我假设他们是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选择做出这样的发言），但我怀疑那些听到这些声音沾沾自喜的有偏向性的媒体和其他个人怎样利用这些声音。就像我同样阳谋论地坦然认为有条件做蝗虫的人有他们选择做蝗虫的权利，有他们设想阴谋论的权利。
《文明·国家·大学》读后感(九)：【转】《新京报》书评《甘阳：思想解放的再出发》
甘阳：思想解放的再出发
改革需要解放思想，但思想如何解放却众说纷纭。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中心议题早已从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解放思想，转变为如何改革、如何解放思想。甘阳最近出版的文集《文明·国家·大学》（三联书店，2012年1月）汇集了他近十余年来关于思想解放和中国改革尤其是大学改革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一极。
□书评人 罗蔚
《文明·国家·大学》分三编，中编“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核心和基础，它提供了观察和思考的“眼睛”；上编“中国道路”只有在经历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才能被发现，而下编“大学”则是以第二次思想解放为基础提出的改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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