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阅读西方
按甘阳《文明·国家·大学》中的阐述，中国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从对西方的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中解放出来，转向大规模地学习西方；而第二次思想解放则是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人逐渐判断和辨别哪些西方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比较有用，哪些东西仅仅是对西方有用，对我们并没有用，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
甘阳主张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内涵是“重新阅读西方”，这种阅读包括对西方的检讨，但这种检讨并非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前那种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因此也可以说，第二次思想解放首先是阅读西方时的思想解放。
阅读西方之所以需要解放思想，原因在于经历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所理解的西方过于单一化。其问题在于，西方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内部有无数多的理论、潮流”，而抽象理解西方的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当成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这样一来，形成了一套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另一方面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
甘阳认为，在阅读西方时解放思想，关键是按照西方自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而不是把西方简单地视为中国的药方。基于这种方法阅读西方，关注的是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有存疑的态度。以甘阳对美国的阅读为例，他指出美国并不像国内一般介绍的那样独尊自由主义，二战之后美国思想和政治版图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保守主义的崛起。因而可以说，阅读美国时解放思想的一大具体内容，就是充分认识保守主义在当代美国的重要性。如甘阳所说，第二次思想解放所说的“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有其具体含义，“我们说要摆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主要指的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占学术上风的潮流”。
理解中国、思考中国
有人也许会问，重新阅读西方，梳理出以前所忽略的多元的西方脉络，接下来应该怎样？与我们理解中国、思考中国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了更*地认识西方的多元脉络，甘阳曾经特别强调“中西两端*”的方法，主张在阅读西方时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暂时保持距离，以避免简单地将西方当药铺。他因此也对“文明对话”有多大意义抱怀疑态度。但同时，甘阳并不认为阅读西方与阅读中国无关，也并不是完全否定中西文明的比较，比如他主张应当拿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比较，拿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比较。理解甘阳思考的复杂性，是阅读《文明·国家·大学》的要点所在。
甘阳并没有否定“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他在《文明对话》中说，“我并不反对这个问题，我更强调要更*地看西方，因为你是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他要强调的是如何“*了解西方”，或者简单地理解为，如何更为准确地把握和认识西方那些有价值的、好的文明脉络。甘阳认为这是确立中国人真正的文明自觉的着手点。在他看来，一味向西方表明中国如何好，实际上这种“好”也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来说明。因而，首先通过*了解西方来确立中国的文明自觉，是一种“不入虎**，焉得虎子”的方法。
理解了这一点，可以理解甘阳对于大学改革的主张，以及他对“中国道路”的归纳和对未来的主张。
下编“大学”文章有两个部分，一是对2003年北大改革方案的严厉批评，一是对大学通识教育的论述和方案设想。他认为北大改革方案对美国大学真正好的、值得学习的地方并不了解，学的其实只是香港的大学，美国大学真正值得学习的是其通识教育部分。这一弹一赞，很好地体现了“*了解西方”的思路特点。
上编“中国道路”的中心概念是“文明—国家”和“儒家社会主义”。这些论述既是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也是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主张，它们提出的基础也是“*了解西方”这一次“思想解放”。与这些论述相对应的是，认识到西方古典传统在西方现代性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一了解西方之后获得的视野，甘阳强调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对于“中国道路：六十年与三十年”以及未来的关键性意义。
可以说，以重新阅读、*了解西方为中心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主张，重点在于通过发现保守主义一脉在美国乃至西方的重要性，而强调中国古典传统对于当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正面价值。我们或许也可以接着说，这一次思想解放的敷衍成势将为未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打下基础，后者将在前者的基础上，根据对中国自身的*理解，来更为*地理解西方乃至于整个世界。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这一前景似乎已经在同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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