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八十年前在《吾国与吾民》中写下的，今天看来依然是点中了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命**。先生对中国人的德行、心灵、人生理想、政治艺术生活作了*骨髓的描述、分析、评判。先生设绛帐，让八十年后的我，奉若神明。
谈中国人的德行，先生说，眼前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印象。在任何环境，他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自古以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中国人认为知识的培育发展在于智慧的领悟。而从领悟出发，培育出和平、知足、镇静、忍耐四种美德。由此先生又描绘出十五种民族德行的特性。这些特性中有美德、也有非美德，有中性品格，也有恶行。而一切的特性都包含在“圆熟”这个词里。先生认为“圆熟”是一个消极的品性（国民性），显示出一种静止消极的力量。这种文化品行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缺乏进取和争胜精神。这种文化让人在任何环境下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先生认为，中国人把心的位置看得太高了，以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和进取欲，无形中生成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这种“圆熟”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社会环境，是几千年来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孕育的。
先生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详细拆解了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读着先生精练形象的文字，我联想看过的一些当代文人分析国民性的论作，言辞激烈锋芒毕露，大段大段看似逻辑严合的论述体系，多用例子搭建，所论观点是先生仅用寥寥数笔便**清晰的。上下五千年，既然是国民的德行，一定是稳定的，可述的，自古以来可以佐证的事件不胜枚举。我一面不屑当代人炒先生的“冷饭”，没有创新发展；一面又说服自己，人文道理与自然科学和政治科学不同，犹如很多艺术成就高高矗立千百年，后世根本无法超越。既然无法超越，还不允许今人把前人总结的道理反复说道说道么？说总比不说好，大家都说声音肯定更响亮些。
在“贤能政府”一节，先生赞同韩非子，主张依法治国。韩非子的中心主张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替人治政府。好好先生孔子的理想政府充满道德意识，将每个统治者当作贤人君子，且“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韩非子主张法治政府把每个统治者当作坏人看待，设制种种条款，约束其行为，防止遂行歪念。韩非子的治国思想更符合西方人性本恶的假设。“圣人之治国，不持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这是法家哲学道德观的基点。“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德与法本不是矛盾的两面，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然法律必当走在前面。
对中国人的理想，先生说，孔教为中国人民的工作姿态，道教为游戏姿态。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抚慰了创伤的灵魂。何尝不是这样？紧张忙碌的工作中，即使片刻的光阴，想到山水田园、树影月光、斜阳晚钟，心情便会奇迹般由烦躁嘈杂变得澄澈安宁，在现实主义的潮水中涌出几许浪漫主义的情愫。
先生认为诗在中国替代了宗教的任务，诗塑造了中国人的一种人生观，深深渗入社会生活，赋予中国人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忍受人生的艺术家的风度。诗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给予人们终日劳苦无味的世界以一种宽慰。从诗中，我们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屋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山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子思母。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鸣喈喈；秋则睹落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先生感慨，“吾几将不信，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
现代人常感空虚乏味，被问“幸福吗？”如果常常觉得幸福，必不会有此国问。为什么幸福感缺失？和我们心中早已没了诗意是否有一点关联？
读书的过程，感觉世间一切可知的朴素哲学及文学艺术的美都给我们的老祖宗发掘穷尽了。人类哲理的最后一字已经道出，最美的诗词就在眼前，书法绘画建筑艺术的**已近极致。不禁自问，当代的我们还能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做些什么？我想，无论准备做什么，保护、学习、提炼、传承民族文化瑰宝，是当务之急，是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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