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面积，大约与整个欧洲的面积相当，而在王朝的鼎盛期，其疆域面积远超后者。而众所周知，千百年来，所有有野心的西欧君主都试图完成一次欧洲范围内的大一统却无一能凯旋归来。从亚历山大到神圣罗马帝国再到拿破仑，最近一次则为希特勒和它的法西斯主义。当西欧统治者意识到武力绝不能完成统一时，政治联合体成为其新的发展道路，可时至今日，西欧各国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统一之路依旧漫长遥远。
这里就要谈到文字的作用了。从语言上来看，中国每个地区也都有其各自特色，北方平原地区或许差别不算太大，但南方山峦遍布使得“三里不同音”不再是一种夸张表现手法，而是栩栩如生的写实。文字的统一完美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各地的人们有了通用的交流工具，地区间文化随之逐渐融合，处于同一文化圈，拥有共同的信仰，再加上中国人固有的和谐思想，统一成为大势所趋，自然较为容易完成。
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之前，中国也类似于西欧的封建制度，封邦建国导致各邦有较强的政治离心力，于是文字统一成了推行大一统的首要步骤：试想一下，连各地文字都形态各异，哪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呢？
林语堂讲述了许多南北地区之间的差异：地形、习俗、口音、饮食。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无论差异有多大，人们至少在意识思想和民族认同感上步伐是一致的。除此以外，宗法制度与家族观念的根深蒂固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海纳百川的重要原因，这种族内一心、互帮互助的精神，对于长期处于蛮夷状态的外来民族极具吸引力，这便能从某种层面解释何以中国能延续千年而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国破”状态。
家族制度于华夏民族一方面是一颗无限的续命丹药，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国人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形象。它使得中国缺少公共精神，所谓公共领域只局限于一个家族内部，再往上寻觅便是整个国家。从《礼记》中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我们可以窥得，“齐家”之后便是“平天下”，而中间大面积的公共社会领域却一片空白。
最终导致的影响就是：亲戚朋友之间可以毫无保留的包容和忍让，然而在陌生人面前便原形毕露。古代小说中十分推崇的“侠客”在现实生活中根本难以出现，原因在于你所在的家族会视你的行径违背社会规范，在你出门闯荡前将其扼杀在摇篮中。所以出现在小说中的各路侠客大多无父或无母乃至父母双亡，这较为符合当时的背景。而到近代随着警察制度的产生，逐渐填补上了公共领域的空白，“侠客”便彻底湮没在风尘之中。
因为社会缺乏制衡机制，即使上层产生腐坏，整个下层也无力扭转局面。于是，政治生活的特权便变得极具吸引力。国人对于特权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一方面，人们对于特权及其所产生的利益链厌恶至极；另一方面，人们又极其渴望特权。当看到秦始皇呼风唤雨时，项羽会不屑地说“吾可取而代之”，刘邦则感慨“大丈夫该当如此”。两者表达的意思或许有所出入，但共同表达了一种对特权的崇拜。
中国人些十分突出的特点：注重清理而轻于逻辑，注重经验而轻于科学。然而，我们在面对未知事物时则更相信直觉而不是实验。当把这两者中和一下，那便是中庸。林语堂是这样解释的：“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
中庸之道也蕴含着一种包容性，它介于A和B两个极端之间，两不得罪，类似于官老爷作出“各打五十大板”一类的裁决，冲淡了矛盾的浓度，浇灭了冲突升级的火苗，并赢得双方的信服。要想在中国吃得开，必须了解和领悟中庸的魅力，因此小时候家长总会告诫孩子们：“做什么都要有度！”这个有度，就是中庸的变体，它允许你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尝试，但决不会让你越过它所设定的雷池一步。
此性格又反映在我国的历次变革之中，近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军政、训政、宪政革命三段论”，到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都能感受到这些口号背后漂浮着中庸的幽灵，像提线木偶一样操纵着现世的人。这些改革措施有成功也有失败，不可一概而论。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似乎渐进改革更能保护好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也是为什么中庸之道能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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