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却愈发觉得，这描写的不是今天的中国人。
今天的中国人，知足常乐尚有人挂在嘴边，但人们却表现出各式各样的“焦虑”——因为担忧自己落后于他人，而期望不断向上晋升，这种焦虑的心态体现在社会的许多群体之中——学生要做最优等，考试要考到第一；做职员的也要时时刻刻掌握着升职加薪的机会。如果此时有人去告诉这些辛辛苦苦的奋斗者要“知足常乐”，别人定要觉得你是因为嫉妒才来胡说八道了。人们的欲望增加了吗？并不是，而是社会和文化改变了。在一个变迁缓慢的社会，当“父辈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时，社会心态往往会趋于保守和消极的无可奈何，满足于当下即为要紧之事。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内，中国经历了急剧而快速的社会变迁，带给个人的，是生活方式、社会地位、财富水平等方面迅速的变化，这种体验是前所未有的。但对个人而言，这必然是基于能力和机遇的一次竞争，市场的浪潮分拣出优胜者和落后者，竞争的残酷使得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界限渐渐清晰，尽管上下流动还在持续，但不论你是否“知足”，生活已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
这种“不知足”的心态实际上早埋有种子，并且有迹可循。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几乎从未尝过失败和落后的滋味，我们以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成就为荣，直到19至20世纪的教训和亡国之危，让人们彻底清醒，并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这种体验太过深刻，以至于成了社会的“焦虑”，甚至在50年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不断的缩短“超英赶美”的计划时间，豪情万千的吟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开展了一系列诸如土地改革、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单纯追求“快”的价值导向是那个时代除了阶级斗争之外最主流的心态，实际上也折射了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焦虑感。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心态似乎已裹挟着个人的意志奔向了市场的大流，一走进书店，装裱浮夸、书名抢眼的成功学便摆满了位置最佳的书架，而整个社会充斥的拜金思潮、“一起向钱看”也误导了不少年轻人的价值取向。诚然，开放自由的竞争市场和社会的变迁都将持久存在，而且可以预料，只要中国社会的这种**变迁尚未完成，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精神上的“漂泊”状态，那“知足”更是无从谈起，费孝通先生希望中国能形成“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实际上，也就是找回老庄早已倡导过的“知足常乐”，让中国人的灵魂跟上飞奔发展的社会。
四
我还想谈谈中国人的公共精神。
在许多人的著作中，都曾经不止一次的谈到过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之缺失，故而将中国人形容成“一盘散沙”。鲁迅说：“龙门的石佛大半字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地东西，倘很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不很多。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他说“中国人不仅对公共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防范不严，便唾手可得，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的石头搬回家去了，城墙上的砖也一块一块的不见了。”林语堂先生更加直白，他说：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自己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正如社团、结社等词，公共精神一词是舶来的，在中国人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这些词的存在，尽管集体活动是有的（节庆、丧葬之类），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团体活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尽量不去涉及的。我们的社会政治哲学来自于儒家的“家国同构”、由家即国，即一种建立在家族制度及其扩大的乡属制度之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学说是一门入世的学说，它提供给学子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人治理国家的水平，实际上是从治理家庭的获得和体现的，国只是家的外延。当儒家确立“独尊”地位之后，便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主修课程，而且变成了影响个人具体生活的主流文化，由这些人、这种文化建立起来的政府，其家族意识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就不难明白在中国的封建朝代之中，皇帝、国家、政府有时是浑然一体的，皇帝对于“江山”的心态，更近似一种“我家后花园”的感情，而这种本质是为家长制的制度模式，相应也将培养出顺从的臣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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