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时已非传统社会，晚清法制改革、民初引进西方法制、五四对儒学传统的批判，从理论上早已将情的因素驱逐于法律之外。对于建设以司法公正为特征的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民政府，法律判决似更不应走回头路。但由于当时有整个县或省以党部的名义上书中央请求必须要宽大处理，并引发党内大员如冯玉祥的斡旋，使得大众和舆论的压力过于强大，最后虽经司法终审判决，却被一纸中国特色的“特赦令”而由国家默认施剑翘复仇的正当性。
如果说对中国特色的情与法的冲突是分析亮点，更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沁还以此为基础，探讨了近代以来公众同情对中国政治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可以看到的是，若非大众旷日持久的宣传和请愿运动，对司法部门和国民党施以压力，真正实现特赦施剑翘，以情黜法似乎是不大可能之事。尤其是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为传播信息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手段，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使大众意见以所谓的民意更好地表达出来。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宣传，结社、请愿和游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官方进行游说，试图让自己的意见影响政治。林郁沁对此似乎有着颇为独特的认识，认为此种公众同情的情绪，虽然无形，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威，小到影响司法，大到影响国家政策，在近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此种态度，林郁沁也有所警觉，认为它可能会代表正义，起到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的作用；或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从某一方面**了党治，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政治参与。但是从负面上讲，跳出施剑翘案，可以发现公众的同情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尤其被大众媒体操纵以后，可能使此种意见成为一种极端性的诉求。这种诉求积累到一起，可能取得无可匹敌的话语权，编织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络，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民愿或民意。谁掌握了这种代表民意的话语权，就可能以情为武器，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目的。典型如北伐时期因“民怨极大”而进行的私自枪杀，土改中的诉苦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各式判决大会等。不难看出，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中，公众同情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双刃剑的角色。
林郁沁的研究，就是意欲以施案为个案，来观察这种公众同情是如何在民国时期兴起的。虽然，施案发生的1930年代中期未必真的是一个开端，但其以小见大的研究和非常敏锐的问题意识非常值得称道。就如孔飞力的《叫魂》通过一个剪辫案引出一系列复杂分析一样，林郁沁通过小小的施案，引申出各方矛盾，情法冲突，进而上升到民国时期大众生态和政治文化生态的分析，其扩展能力似乎不在孔飞力之下，让人叹服。正由于此，使本书在2007年获得“费正清奖”，即该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领域最好的著作。本书对读者最大的启示便是，如何从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普通的历史事件。因为如此一个普通案件，在一般中国的研究者看来，且不说根本无法成为一篇硕士论文，更遑论一本不薄的著作。此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似乎永远是值得中国同行借鉴的。
《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6日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七)：父仇女报，死罪可逃？
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主持诵经仪式的下野军阀孙传芳被普通女子施剑翘枪杀。所谓“血溅佛堂”的刺孙事件，在后世以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和广播影视作品的形式广泛流传，作为民国年间所谓的“奇闻异事”和“血案秘闻”之一，被几代文人墨客不厌其烦地描述得绘声绘色。七十年后，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林郁沁跳出民间故事的叙事窠臼，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施剑翘案，通过梳理案件的来龙去脉，研究时人对案件的态度，媒体关于案件的讨论，以及审判前后国家司法部门与中央党部、高层人物之间的复杂博弈，为观察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众生态和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施剑翘杀人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她刺杀孙传芳是为了报其父施从滨十年前被孙俘虏并残忍杀害的血海深仇。复杂在于此案发生之后的各方争执。施剑翘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等各种“表演形式”，反复向公众陈情、诉苦，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替父报仇的孝女和道德完人的正义形象。大众受其感染，响应极为热烈，其情绪经过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有利于施剑翘的消息通过各种方式不胫而走，施剑翘受到舆论的广泛赞美与肯定。在这种近似于一边倒的意见之下，受害者家属希望完全依法判案的呼吁显得极为微弱。认为杀人者不过是受传统报仇雪恨的狭隘观念驱使的左翼文人激烈批判的声音亦显得边缘化。最后，司法部门在无法完全忽视大众的意见的前提下，判处施剑翘七年有期徒刑。无奈各种大众媒体和团体仍紧跟不放，直接对中央党部游说和请愿，使得党部以党权干涉司法，施剑翘被国民政府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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