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势必牵扯到长久以来中外学界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所谓“公共领域”问题的纷争。按照作者自己说法便是想跳过“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又或“近代中国是否有所谓西方意义上公共领域”的问题，而是希望说明如下这点：近代中国历史上，集体情感的真实性往往能成为比哈贝马斯所谓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沟通方式更为强大的规范力量，并驱动全社会层面上的集体政治参与。
总体而言，作者在此问题上的努力应算是成功的。至少为旁人提供了一个观察近代中国社会集体情感构建、传播及保存的全新角度。同时，她很巧妙地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情”、“法”关系与1930年代前后种种社会事态相勾连，透过对舆论报道方式、辩护措辞等话语的文本分析来诠释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民众情感的起承转合。作者专注于大众同情在此事件中所发挥批判作用，但她也指出当时新兴的大众舆论也有着极易受到操控的特征。不过，可惜的是未能在方面加以展开，以至让人觉得作者忽略了其他层面尤其是当时各类政治势力的影响。
案发后，便有人揣测施剑翘背后恐有蒋、冯之流的奥援。孙传芳的密友，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部长的杨文凯便称：“之所以敢于从容杀人，料到事后必被赦免其罪，不言而喻，她是有强有力的背景的。”实际上，施剑翘本人便与蓝衣社成员如张克瑶等有过接触，甚至加入过蓝衣社旗下的暗杀组织。另一方面，作者认为南京政府之所以颁发特赦令乃是为了响应舆情并希望借此扩展政府对于市民社会的影响力。而作为革命政权，国民党政权对于暴力文化也常持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但是，此类解读可能过于简单化，未能梳理事件与媒体背后的实际政治网络。另若究其本源，似乎还是未能摆脱党国史观的阴影，很大程度上仍是继承国民党对北洋时代的解读。
此外，该著作中所描述的媒体生态与集体情感的塑造完全可与当下中国社会实态相对照。当时的南京政府绞尽脑汁地招架层出不穷的报刊媒体，正如今日政府千方百计地应对网路新媒体的崛起。同样是都是一种威权体制与新崛起媒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在各类今日社会事件中，微博等网络媒体在社会集体情感的塑造、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新兴报刊、电台等媒体在“施剑翘案”中所起的作用一样。然而，若我们在多年后重新审视今日的诸多网络事件时，除了关注文化传播层面的话语分析以外，或许同样应该注意到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潜流。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五)：公众情感到底应该置于司法之上/下？
民国24年（1935年）冬月十三，天津早已入冬，还下起了雨，那天下午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正在举行诵经仪式。众目睽睽之下，一名女子突然掏出枪，砰砰砰，朝面前一跪拜的男子连开三枪：第一颗子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第二颗由右太阳**射入，左额穿出，第三颗射中腰部，前胸透出，男子众当场毙命。
被打死的正是——直系军阀首领，有“东南王”之称的——孙传芳。不过，早在8年前，在北伐中，孙传芳大败于蒋介石，此后就退出江湖，隐居天津，皈依佛门。
凶手叫施剑翘，不到30岁。当场被警员带走。
其实，当时社会上暗杀、凶杀、仇杀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比如，1932年9月，郑继成为叔叔报仇杀死退休军阀张宗昌。就在这场凶杀前几个月，一个名为刘景桂的女人杀死情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刘不服上诉后，却被判了无期徒刑。
但就是这样一个已不那么稀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子，却在全国引起轩然**，一审天津地方法院判决有期徒刑10年，二审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7年监禁，但不到一年后，施剑翘又被国民政府特赦。从入狱到**，施剑翘仅坐牢11个月。
为何？
这就是美国学者林郁沁（Eugenia Lean）的著作《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2011年）所探讨的问题。中译本主标题看起来像一部武侠小说，其实原著主标题就是Public Passions（公众**），可能是现在学术著作不好卖，不得已而为之吧。
林郁沁，是现代中国史专家，目前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这本书出版之后就很快引起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当年（2007年）即被美国历史研究学会授予费正清奖，年度东亚研究最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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