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郁沁描绘了各方关于此案在台前的意见交锋和幕后的力量博弈，使得一种关于情与法的伦理紧张主题凸显出来。众所周知，如果在具有源远流长的契约精神和法制传统的西方，司法审判极力将情感因素排斥在外，两者可能不太会相互冲突。但由于中国一直以来法律儒家化，对各种各样的“情”都予以包容。尤其是“百善孝为先”和“亲亲相隐”的道德理念，以及以调节代替诉讼的儒家传统，使得有时以情黜法成为可能之事。落实到施剑翘案上，公众认为，替冤死的父亲报仇实为值得歌颂的义举，因此先天带有正义性。何况北洋时代的冤情已经无法通过国民政府的法律解决。据说孙传芳在当时又与日本有所勾结，是所谓的“恶人”，因此法律应该网开一面。
但是，当时已非传统社会，晚清法制改革、民初引进西方法制、五四对儒学传统的批判，从理论上早已将情的因素驱逐于法律之外。对于建设以司法公正为特征的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民政府，法律判决似更不应走回头路。但由于当时有整个县或省以党部的名义上书中央请求必须要宽大处理，并引发党内大员如冯玉祥的斡旋，使得大众和舆论的压力过于强大，最后虽经司法终审判决，却被一纸中国特色的“特赦令”而由国家默认施剑翘复仇的正当性。
如果说对中国特色的情与法的冲突是分析亮点，更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沁还以此为基础，探讨了近代以来公众同情对中国政治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可以看到的是，若非大众旷日持久的宣传和请愿运动，对司法部门和国民党施以压力，真正实现特赦施剑翘，以情黜法似乎是不大可能之事。尤其是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为传播信息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手段，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使大众意见以所谓的民意更好地表达出来。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宣传，结社、请愿和游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官方进行游说，试图让自己的意见影响政治。林郁沁对此似乎有着颇为独特的认识，认为此种公众同情的情绪，虽然无形，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威，小到影响司法，大到影响国家政策，在近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此种态度，林郁沁也有所警觉，认为它可能会代表正义，起到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的作用；或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从某一方面**了党治，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政治参与。但是从负面上讲，跳出施剑翘案，可以发现公众的同情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尤其被大众媒体操纵以后，可能使此种意见成为一种极端性的诉求。这种诉求积累到一起，可能取得无可匹敌的话语权，编织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络，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民愿或民意。谁掌握了这种代表民意的话语权，就可能以情为武器，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目的。典型如北伐时期因“民怨极大”而进行的私自枪杀，土改中的诉苦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各式判决大会等。不难看出，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中，公众同情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双刃剑的角色。
林郁沁的研究，就是意欲以施案为个案，来观察这种公众同情是如何在民国时期兴起的。虽然，施案发生的1930年代中期未必真的是一个开端，但其以小见大的研究和非常敏锐的问题意识非常值得称道。就如孔飞力的《叫魂》通过一个剪辫案引出一系列复杂分析一样，林郁沁通过小小的施案，引申出各方矛盾，情法冲突，进而上升到民国时期大众生态和政治文化生态的分析，其扩展能力似乎不在孔飞力之下，让人叹服。正由于此，使本书在2007年获得“费正清奖”，即该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领域最好的著作。本书对读者最大的启示便是，如何从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普通的历史事件。因为如此一个普通案件，在一般中国的研究者看来，且不说根本无法成为一篇硕士论文，更遑论一本不薄的著作。此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似乎永远是值得中国同行借鉴的。
韩戍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上海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八)：孝女施剑翘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案
读了《施剑翘复仇案》这本书后，才得知军阀孙传芳被施剑翘经过长达十年的精心策划射杀在佛堂上。同时从书中也得知，另一个军阀，外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也被为了报私仇所刺杀，两个杀人法的下场一样，经过审判蹲了几年班房后都得到了政府的特赦，获得自由身；抗日战争时期，施剑翘的个人复仇史正和为国报仇的号召，成为爱国妇女的代表，发动合川献机运动，所谓用污水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民国史之复杂和混乱，传统与现代的纠结从这本书就可以窥见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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