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难理解民国政治为何最终走向了去法制化一面。日常的法制无以达成统治的时候，非常手段也就运用而生。军统及其他特务组织的产生，大量肆无忌惮僭越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为产生，都是政治去法制化的内容。民国政治的要求与其内容发生了巨大的位移，这未尝不是民国之败的根源之一。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十)：一本可以反思当下的社会舆论面面观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我们不再怀疑，世界历史进入了舆论时代。
——恩格斯
对于每一代统治者而言，获得舆论的支持都是维护其统治的必需品。这一点，远可以追溯到“焚书坑儒”、文字狱、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丝毫不允许不一样的声音出现，近可以参看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候选人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为自己赢得舆论支持。而在南京十年，对于这样一个尚未站稳脚跟的政府，防民之口，无甚于防川。
南京政府的特殊性
南京国民政府，这段尴尬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中一条难以趟过的河。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1948年“行宪”后改称总统府）沦落成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独裁政府。
在推翻了清政府统治之后，打着民主旗号的南京政府，就像是一个技术拙劣的土木工程师，带着工人炸出了地基，却没办法把楼房建稳。失去了儒家等级伦理这套几千年控制着中国公众脑袋和嘴巴的金科玉律，加之战乱频仍，中国社会从一潭死水汇入汪洋，从此再难维稳。失去了超稳定结构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比于传统社会，对公众舆论的威力注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南京的政党知识精英眼中，一贯提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媒体知识从业者的形象是非常不讨人喜欢的，极尽批评之能事，因而被认为是最需要被统治的对象。毕竟，当时由知识精英控制的媒体业，还没有成为党国的喉舌，知识精英接受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儒学老儿们尊尊教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陈科美在《民主与舆论》中就曾给出三个关于舆论的论断：舆论是民主生活的实践，或民主政治的实施的指导力量。舆论是建造民权和实施法治的力量。舆论是制裁社会的力量。
于是，对当局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管住民众的嘴更有利于维护统治了。嘴堵住了，脑子愚钝了，自然也就不会造反起义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南京政府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和掀起那场表里不一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初衷了。
在书中的第二章——媒体炒作：公共正义与大众同情中，林郁沁就详细地探讨了以施剑桥复仇案为中心的媒体事件，以图理解对施案的新闻报道和小说改编如何为那个时期身处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中的公众创造了讨论一些原本无法公开讨论的话题的机会。在小说和戏剧领域中，对复仇女的同情合法化，公众同情变得政治化。借探讨媒体在施案中的作用探讨南京十年，人们利用大众传媒表达政见。
由书中不难看出，公众舆论虽然无处安放，但即便是在高压的环境下，人们总会寻找途径表达政见，于南京十年，这个**口是所谓的“江湖”、剧院，娱乐小报。于当下，最相像的可能就是微博了吧。微博作为Web2.0时代最受欢迎的一种社交工具，渐渐成为人们社会观察和发表政见的“网络江湖”，人们习惯了用少于140字的短文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这样的自由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一些所谓“不和谐”的声音刺痛了当局者的耳朵，一连串大v成了“大谣”。这种不疏返堵的舆论引导方式不免让人唏嘘，中国的统治者走的一直都是这条表面风光的老路，底下的暗流涌动，人们很难不担心，火山压力大了总是会**的。毕竟，人民的政治觉醒，是强国的先决条件。这点，先不去说西方，只观海峡彼岸的台湾，电视上那些可以随意批评指责蓝绿阵营的评论员，就足以让我们望洋兴叹了。
精英们的矛盾态度
在第三章——精英们的矛盾态度——对大众和女性化情感的畏惧中将识别当时社会评论者们对情抱有敌意的几种历史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对主张现代解放来自于女性的进步情感的五四话语的强烈幻灭感。南京政府时期文人们主张理性的、并且默认是男权的现代性规划，包括客观的法治和科学主义的历史和唯物主义分析。对情的敌意也部分源自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在30年代日益尴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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