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考古、历史和古代文献分属三个学科领域,精于一科已属难能,兼精两科则难上加难,而会通三科者几乎没有。
因此,中国百年考古的辉煌成就催生了一个先商史研究的高潮,却没能带来古史研究的新面貌。这种盲视和失语突出表现在考古界对相关器物的命名上,这些命名与中国文化完全脱钩,而且没有文献依据:比如把伏羲族的天球仪叫做空心响器、空心球或陶球,把东夷族的璇玑叫三牙璧、玉衡叫有领环,把黄帝族的观天玉器(旋垣)、祭北斗的玉器(玄鼋)、祭北极帝君的玉器(轩辕)全部叫做勾云形器,等等。
伏羲学,让陶、玉、铜讲述中国史
夏朝及先夏历史属于文字成熟之前的口传史时代,而其相关传说在进入文字时代后,多有载诸史籍者,但因记载的自发性、随机性以及加密性变异和层累造伪等复杂原因,导致相关记载的支离破碎与矛盾重重。因而构建这一时段的历史框架,必须对历史文献极为熟悉,并从海量文献中提取出相互关联的关键信息,再对头绪纷繁的关键信息进行必要过滤和合理拼接,从而生成一个时代、地域、人物、事件等要素齐备且经得起检验和质疑的完整框架,再将之与遍布华夏全境、前后跨越四千多年(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1900年)的考古遗址全方位对应,使历史框架丝丝入扣地密合于考古遗址、文化遗迹的相应族属和文化特征,既能合于文献,又能真正落地,还能与纪年确切、记载完善的后期信史文献实现结构对接,最终完成逻辑自洽、证据链完整的华夏八千年历史叙事,这真是谈何容易!
如此构建上古华夏四千年的历史框架,让华夏全境的一切考古遗址和一切文化遗迹为中国历史背书,正是伏羲学的目标,其令人惊叹的成果就是已出版的《伏羲之道》和这本新鲜出炉的《玉器之道》。这些惊人成果,时刻等待着接受检验和接受质疑。
研究新石器文化的杰出范式
伏羲学最为傲人的成就,当属对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陶、玉、铜等重要礼器的突破性研究,不仅成果辉煌,而且又对后来者授之以渔。伏羲学对陶、玉、铜三类礼器的形制、纹样的研究,道器并重,紧紧抓住器物的使用功能和文化内涵,全面揭示了其所蕴含的天文历法内涵和宗教神话内涵,从而*古人的灵魂,深刻反映古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精神生活面貌。
伏羲学通过详密的证据链、严谨的逻辑论证,得出了一个普适性的结论:天文历法知识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知识的核心和至高点,是其宗教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等一切人文建构的总源头。这就是老庄道家反复强调的:人道源于天道,人文仿效天文。因而新石器时代的一切遗址和一切遗物,从物质形态到文化细节,全都必然地与相关族群的天文历法知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是说,天文历法是解开新石器时代人类一切遗存之根本奥秘的一把金钥匙。对于全球范围的一切新石器文化,也是具有普适意义的研究范式。
伏羲学还为研究全球范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玉器之道》第八章,对华夏万字符、华夏万舞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进行了周密考证,以确凿的证据证实,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在天文历法水平和文化创造力上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这或许就是下一个百年中国学的新起点。
1824年,法国学者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ion)成功释读罗塞塔碑,复活埃及象形文字,为埃及学奠基;1836年,英国学者罗林生(Henry Rawlinson)成功释读贝希斯敦铭文,复活西亚楔形文字,为亚述学奠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学者张远山成功释读陶、玉、铜纹样,复活华夏图形文字,为伏羲学奠基。伏羲学的建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学在东方学中的地位,而且必将嘉惠于整个东方学乃至全球新石器文化研究。
三、《玉器之道》及伏羲学为华夏始祖还魂
赓续不绝的民族记忆
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夸父逐日、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共工之怒、炎黄之战……这些美妙的神话,在中华大地上家传户诵、历久弥新,成为华夏全境的炎黄子孙共享的历史记忆,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核心引力。
史家难言之始祖传说
这些美丽的神话故事,虽然密切维系着华夏乃至全球炎黄子孙的民族感情,却常常被斥为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因为你无法运用历史文献证明这些神话故事并非空**来风。三皇五帝史,是自慨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的司马迁以来历代史学家们孜孜以求却始终未解的史学谜团,原因是历史文献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都支离破碎且矛盾重重,从战国诸子到历代学者更是歧见纷出,以致越来越没人能理清整个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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