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学是张远山先生创立，以公元前6200年～元前2070年的上古时代陶、玉、铜以及炎黄之战为研究核心，重心在于对夏商周三易、河图洛书、《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重大文化命题的探索和解密。
伏羲学坚持以证据说话，以惊人的实证精神，系统解密了诸多重大的中国文化谜团。
伏羲学第一书《伏羲之道》，系统解密了伏羲六十四卦、伏羲太极图以及夏《连山》、商《归藏》、周《周易》的天文历法起源，浑天说、宣夜说、太极说、无极说之谜等。
伏羲学第二书《玉器之道》，系统解密了夏代巡狩五玉、商代方明六玉、西周祭天六玉之谜，龙凤、昆仑、明堂、万字符、万舞之谜，“绝地天通”、“天人合一”、盖天说之谜，以及《山海经》之谜等。其部分成果又从华夏全境辐射到新石器时代的全球范围，涉及中国之外的亚洲全境及欧洲、美洲。
伏羲学第三书《青铜之道》业已成稿，仍在修订，将系统解密以饕餮纹为核心的青铜器纹样之天文历法奥秘，以及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等华夏中古史的重大文化之谜，完成四千年华夏上古史与两千年华夏中古史的全面合龙对接。
除了系统解密之外，伏羲学还在史学、考古学、神话学、文字学、符号学、天文历法、文明起源等诸多领域有重要的突破和坚实的建树。
一、《玉器之道》及伏羲学为中国历史寻根
中国史学无根的尴尬
中国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素以历史悠久自豪，号称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然而尴尬的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史学界始终不能挺起腰板说话，因为在王国维以前，以中国文献为依据的中国历史确切年代始于西周的公元前841年。如果以此为起点，中国历史不足三千年，何以奢谈五千年？
王国维，让殷商史变得可信
1913年，王国维在《明堂庙寝通考》中提出“二重证明法”（后来改称“二重证据法”），使用考古材料甲骨文证明了历史文献对殷商的记载，确立了商代的信史地位，将有文字可证的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
但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有个局限，就是他的考古证据仅限于文字证据，然而自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商代之前如甲骨文那样成规模的更早文字材料至今没有发现。尽管商代以前的考古遗址无穷无尽，可是这些遗址的历史证据功能却尚未充分显现，因此中国历史的确切年代仍然长期止步于殷商，无法向前实质性推进。
伏羲学，变神话为信史
伏羲学开山之作《伏羲之道》提出了“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证据”法，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全面升级。其升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伏羲学的考古证据不再局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图文并重，在继续重视考古材料的文字的同时，还格外重视对考古器物上刻绘的纹饰和刻划的符号进行考释，重拾中国“图-书”并重的古老传统，将历史研究从文字史时代推进到有图无文的口传史时代，并且奇迹般地复建了三皇五帝时代的四千年上古华夏史框架，将上古三皇五帝史与中古夏商周历史进行了结构性密接，从而贯通了上下八千年的华夏全史。其二，伏羲学创造性地应用了最新考古高科技——分子遗传考古学的成果，厘清了纷繁复杂的上古华夏族群构成，这也是复建夏代以前四千年华夏上古史框架的关键环节之一。
二、《玉器之道》及伏羲学为中华新学奠定基石
东方学之中国学的地位
东方学是由西方学者发起的以考古发现为基础的浩大古史构建工程，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东方学的基本格局，大致依托于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以古埃及文明为中心的埃及学，以古巴比伦文明为中心的亚述学，以古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中国学（亦称汉学），以古印度文明为中心的印度学。埃及学和亚述学因为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古罗马联系密切，所以得到大力扶持，发展迅猛，已经构建起较为系统的世系更替、制度沿革、大致年代等历史框架，而中国学和印度学则受到冷落，虽然两地都有重大考古发现，但是至今进展有限。
百年考古的辉煌和不相匹配的“失语”
中国在百年间不断有重大考古发现，先是20世纪初发现甲骨文，然后相继发现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的良渚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公元前4500年～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3800年～公元前2000年的凌家滩文化、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2800年的大地湾文化和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的陶寺文化、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400年的兴隆洼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使得探索夏商历史和先夏历史成为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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