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想扩展一下该书的读法。
毫无疑问,这本书对渴望进入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子最为有益,特别是是学子中研究生这个群体,他们处于学术的启蒙阶段,最需要可以借鉴和模仿的经验,有这样的一本书作为领路人,能够帮他们尽早的训练学术素养,“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
此外,一名本科学子也可以通过此书大致了解到在历史中“学术”两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提前了解到如果自己成为历史系研究生后,每天需要做些什么。当然,这也有可能“劝退”一部分人,这也无需沮丧,大可以明白,历史系研究生或许不适合“我”,只需要再去尝试其它方面就好。
除学子外,我也建议那些不知“学术”为何物的人阅读下本书,虽然其中举的事例大多与隋唐史,中外关系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相关,但涉及的书目,期刊之广,令人汗颜。就拿笔者来说,走马观花般看完那些未曾听说的期刊和作品后,重新审视“学术”二字,我深切感受到自身所学不过是沧海一粟。
在本书的214面,荣教授叮嘱道“要做一个正真意义上的现代学者,特别是要学会写书评,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吾虽暂时无志于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可愿做一名有文人脊梁的读书人,谨以此评,助后来读者。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读后感(八):《芝加哥手册》的中国草案
西闪/文
从上世纪90年代算起,过去二十载,学术失范渐成中国学界的痼疾。但是最近几年,随着院墙之内的学术制度大面积失效,加上媒体以及公众舆论的介入,学术失范这个词甚至也成了一张纸,根本包不住丑闻的熊熊之火。在此背景之下,荣新江先生的新著《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难免给人来得太迟的感觉。然而,对于那些仍然有志于学的人来说,不从学术训练和学术规范做起,又能从何处起步呢?从这个角度看,荣新江的这本著作没有过时。
论说学术训练与规范,荣新江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是中国中古史的行家,尤精隋唐。研究领域涉及中外关系史、西域史、隋唐史、敦煌学等诸多方面。他自己说平日治学,颇为庞杂,不过就我粗略的了解,其实他的历史研究脉络相当清晰。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荣新江就意识到敦煌学将在自己的研究中居于枢纽位置。历史上的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既是东西贸易的中心及商品中转站,也是中华文化西传的基地与西方文化东来的初染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敦煌保存有大量丰富而宝贵的图文材料,支撑起了一个多世纪的敦煌学研究热潮。一个有识见的学者完全可以从敦煌的“十字路口”出发,在时间与空间上延展自己的研究,荣新江早年的学术道路大抵如此。
荣新江还注意到,敦煌以及敦煌学之所以成立,有一个因素绝对不可轻视,那就是维系敦煌二百年相对和平的地方政权——归义军。这是一个驱逐吐蕃,归附唐朝的汉人政权,在晚唐时期具有地方藩镇的性质,到了五代时期,直至宋初,则成为实际上的独立“外邦”。这个政权既然远离中原偏据西北,周遭回鹘、吐蕃、党项、于阗等族环伺,加上与中央王朝关系复杂暧昧,其命运自然扑朔迷离。荣新江抓住归义军这条线索,就像抓住了一棵树的主根,足可将枝枝蔓蔓的历史连根拔起。他所涉及的西域、交通、魏晋、隋唐、五代等等,都随之而起。
那么荣新江究竟怎么做研究呢?对此我知之甚少。不过早在二十年前,季羡林先生就曾这么评价:“荣新江,最近若干年来,专根据敦煌写卷以及其他史料,治西北民族关系史和归义军史,已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多有创见;英年如此,前途正未可限量。我对他所研究的范围,无多通解,不敢赞一辞。我只知道,他用力极勤,搜罗资料,巨细不遗,想在他手下漏网,难如登天。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决非偶然。”(《归义军史研究》序,1990年) 如果读者有兴趣去读荣新江本人的著作,例如《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敦煌学十八讲》、《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等书,以及他主编的《唐研究》等学术刊物,我相信,定会对他孜孜以求的学术态度印象深刻。
然而只有通过《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这样的书,读者才会真正理解,没有扎实的学术训练,没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所谓学术态度就会沦为一句口号,一种空谈。在这本书中,荣新江所讲的,就是如何把态度落到实处。在书中他差不多手把手地教人们如何翻检古籍,如何收集石刻,如何浏览文书,如何追踪考古发现,如何积累图像材料,如何撰写论文,如何写书评写札记等等,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他自己做学问的一贯立场。从事学术,荣新江的主张是“竭泽而渔”,传授研究法门,他也秉持毫无保留和盘托出的态度,这样的学者现在的确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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