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先生认为,研究古代史的学生,首先应通过翻阅古籍与丛书目录、提要,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起一个中国古籍的框架,然后再分块细化并解决(第1页),同时积累传世金石史料与各类出土文献(石刻资料、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并运用版本与校勘知识对以上材料展开仔细辨析,以便更好地加以利用。历史研究中须针对性地参引考古资料(包括文字和文物),因此还应追踪最新出土信息,并掌握翻检、阅读、判断、准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传世文献与文物资料中易被忽略的图像资料,有时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并激发研究者的想象,在知识建构中尤其应得到重视。掌握上述一手材料,有助于在汗牛充栋的研究论著中拣选出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并从前人研究中找到问题点,推进讨论(第152页)。最终形成研究者“文献与实物”、“地上与地下”、“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为特征的知识树(根与主干)。
广阔的视野与敏锐的触角,使作者对于海内外学界的研究了如指掌。穿插于各章节之中的工具书目录,如电子本检索系统或网址、有关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西文刊物等,表现出新、精、全三大特色,即便是成熟学者也未必能有如此全面的把握。这部分内容(区别于一般工具书或参考文献目录)的另一特色在于,并非“獭祭鱼”式的简单罗列,或正襟危坐的程式化介绍,而是立足于作者自身的使用经验,辨析优劣,简明扼要地指出每种文献的价值、存放地或查找要领等。此外,作者一贯的严谨缜密、注重逻辑,在文献排列顺序方面得以彰显,如介绍自1990年代开始编纂的大型石刻文献目录、图版附录文、只有录文的文献合集时,有意识地按出版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以呈现学术史的先后意义(第26页)。
该书关于论文写作指导的内容具体而微,在细节处引领治学门径,避免了**。学术史撰写,是研究者在文献收集、整理、消化、精选之后,对学术演变与推进脉络的清理。荣新江先生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迅猛,许多文章存在学术史交代不明的问题,做一个清晰的学术史并不容易,因此不惮费辞地建议学生制作研究文献索引,通过二次精选,做出分类索引、去伪存真(第188页),并以作者撰写的《唐研究》“天圣令专号”学术史部分为例,逐段说明如何追踪国内外研究成果、采用何种方式表述、如何安排内容详略等虽细枝末节却见功力素养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介绍了西方书评制度、书评对象的选择和种类、称呼,以及语气的把握等,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书评作者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指导和意见。
中国学界目前尚未有自己的“芝加哥手册”,论文注释体例不一,不仅令刚入行的年轻学子无所适从,研究者在投稿时也不堪其扰。本世纪初,社科院系统联合部分大学的学术期刊机构曾尝试实现注释体例的统一,反映出学界对订立适用于人文学科研究规范的强烈诉求,此后所引发的争论,促使人们开始*探讨体例本身的合理性。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讨论的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年轻学子和研究者在根据不同的期刊要求“依葫芦画瓢”之时,大多不明就里。本书在讲解注释体例与参考文献的编纂之时,采用举例与说明相结合的方式,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如,作者指出西方的注释规范中标明出版地的做法,是因为“有的同一个出版社有几家,各自经营,特色不同,学术水平也差很多”(第237页),而中国除少部分出版社(如中华书局至少有北京、香港、台北三家)之外,大多只有一家,且多集中于省会城市,因此可省略,不必教条搬用。
本书的语言风格保持了授课的原汁原味,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更值得称誉的是,全书的内容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不像有的教材或入门书如“《水浒》上的那个焦挺‘没面目’”(葛兆光《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的意义》)。应该说,从形式到内容,本书都有很强的“可读性”。
前些年,一份名为《假如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的王汎森演讲稿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屡被转载,其中王教授谈到,research这个字非常有意义,search是寻找,而research 就是再寻找。我们在阅读荣新江教授的这本讲义时,常常能感受到作者这种research的精神,或者说“习惯”。对于年轻学子而言,除了揣摩书中所提到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规范之外,更要保有“法无定法”的理念,search、research,举一隅而反三,我想才是真正把握了此书所要传递的精髓。面壁功成,行脚了事,未经点明,毕竟是野狐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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