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东北下岬村，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下岬村呈现的是一条不断个体化的发展路径。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单纯由经济改革推动的个体化背后，其实也暴露出某些虚无，比如农村文化的“空心化”现象。最为突出的莫过于，过去的农村青年中，许多人拥有一个文学的梦想，而在现在的许多农村青年中，他们的梦想早就被物质塞满了脑海。在许多农村青年面前谈文学理想，回敬的可能不是共鸣，而是冷嘲热讽。另一方面，高考前的退学潮正在农村涌动。建设农村文化也许有所必要，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农民那么痛快地抛舍掉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文化，这怎不值得我们深思？
下岬村的发展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我们这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而言，这个标本显然难以包罗万象，其个体化的某些结论难涉被拔高之嫌，比如对村官的概括、家庭关系的变化等。
顺便提及的一件事是，去年10月，当黑龙江的农民刘贵夫面对媒体说一年赚二三十万很轻松时，非但未能激起公众的共鸣，反倒引发社会的一片嘘声。事实上，刘贵夫是农场职工，当然算得上是农民，其承包土地多达30公顷，全部耕作由一家三口机械化操作，这样的收入倒也算不上有什么意外。但问题恰恰是，相较于全国9亿农民，刘贵夫到底有多少代表意义呢？想必，东北下岬村的个体化“路线图”的样本瓶颈亦在于此。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八)：梳理
民族志书写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主要观察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迁，阎云翔通过对东北下岬村和北京麦当劳消费空间的民族志的书写考察了个体的崛起和个体化的进程。在他的观察中，中国个体的崛起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即体制松绑后，个体减少了对体制的依赖，个体流动性增强，并敢于挑战传统等级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也包括传统的父权制家庭——夫妻关系正在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的核心关系。同时，在亲属关系网络上，个人更是选择性地考量是否继承这些亲属关系，相较而言，同辈人、邻里的社交网络可能比亲属关系更加重要。在维系这些家庭或亲属关系时，个人会以个体的利益或欢乐为衡量标准，而不是持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或延续血缘、族群的态度。正如阎云翔所写到的：“个体已经从以前家庭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众多约束中解放出来。”他所说的个体化也表现在个体更具备自主能动性，拥有了更多选择自己人生轨迹的自由；个体具备个人权利意识，在他的民族志中，这主要表现在消费者权利保护运动上，自然地，这种运动的兴起以及权利意识的增长是由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带来的。总的来说，全中国的个体公民正经历着个体化的社会进程，绝大多数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都获得了更多的权利、选择和自由。而这种进程在他看来更多的是关于个人-社会群体-国家的，其次才是关于个体与自我的。
社会结构个体化的特点
中国社会结构逐渐个体化的第一个特点是，由于在身体和社会这两方面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现在个体可以打破社会团体的约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寻找自己的发展之路。
第二个特点是个体身份重要性的提升，在公共话语中，个体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个体要求被尊重他们的个体身份以及个体权益，这种个体身份政治是对传统个人与管家关系模式的挑战，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变化。
社会结构个体化的第三个方面在于新型社会性的出现，即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阎云翔在民族志中也书写了麦当劳等餐厅对于个人的社会公共空间的拓展。然而，他同时又表达了一些担忧，在个体跳脱出集体身份以与陌生人发生互动时，他认为这种新型社会性的发展会带来了道德坐标的位移，即使同时也存在着令人乐观的社会关系，如NGO或志愿者组织对陌生人的关怀等。当个体与陌生人发生互动时，社会面临着信任从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的转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变迁正是从熟人社会向高度流动、现代、开放的社会的发展，对陌生人的信任恰恰也是对社会制度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度总体来说在当下的中国并不高。
个体化的原因
在对于这场个体化进程原因的探讨中，阎云翔认为个人能动性、市场经济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但他更强调国家的角色——一方面国家体制的松绑自然给个体的崛起提供条件，另一方面这场个体化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在国家的管理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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