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村社干部而言，最大的不适其实是源于自身威权变化的巨大落差。改革前，村社干部掌握着村落的资源，包括财物的分配和人事的安排等。集体主义的生活其实就是把传统的家庭结构打乱后把个体集中于一个新的"家庭"中，而村社干部扮演的恰好就是过去的家长角色，可以想见，他们的权威是何其大。但改革后，原有的集体在经济利益刺激和国家政策调整下解体，村社干部的威权荡然无存。
集体生活的瓦解使得家庭再次成为了村落生活的"中心"，但是由于在解放后打乱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间的等级关系被革命同志间的平等关系所替代，改革开放后的家庭生活自然和过去不一样了。父辈和子辈间的关系更趋向于平等，至少作为子辈而言希望获取更多的话语权，这带来的就是传统家庭以父子为轴心转变为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甚至因为子辈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父辈在这场竞争中主动被动地处于一种弱势甚至附属的地位。从父子轴心转向夫妻轴心，必然地，家庭规模更多的从扩大式家庭向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转变。家庭规模缩小，分家的频次就更高。
分家是一个家庭的大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看来，分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分家的时间不断提前，逐步压缩从夫居的空间，从一种文化模式变为一种象征仪式，最后连形式都没有了，婚礼后就分家。分家是对经济核算单位的重新划分，分家的时候自然就涉及到对原有家产的拆分，对于兄弟同胞来讲，这其实是一种矛盾的源头，特别是对最小的兄弟而言，自己最后分家天生处于一种不利地位。传统的兄悌弟恭被经济利益的权衡所破坏。因此，在村落中发展出了一种实践性亲属关系，所谓实践性恰好表明了这种新型的亲密关系是源于具体的村落生活实践。血缘上的至亲并不必然成为最亲密的关系，甚至很难建立起这样的亲密关系，相反的人们更倾向于妻兄弟建立维持这样的亲密关系，因为从社会实践来讲，他们之间较少存在直接利益纠葛，相互间更容易形成一种互助的关系。
妻兄弟的关系变得重要其实和家庭规模的变化有关，同样的，也说明在夫妻轴心下，女性地位得到提升。女性地位的提升既体现于其成为轴心的组成部分，也体现在对结婚彩礼的索取上。夫妻轴心使得夫妻成为家庭生活的主体，婚后建立新的家庭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来源主要就是体现在双方父母提供的彩礼和嫁妆（一般而言，男方提供彩礼，而女方用男方提供的彩礼准备嫁妆，也就是说彩礼实际就是家产的分析。这一点和我们通常对彩礼的认识理解好像有一些偏差。讲到彩礼我更习惯于将其视作一种"买卖"或者补偿）。如何让自己婚后有个叫好的物质基础，主要的着力点就体现在争取更多的彩礼，而彩礼是男方给女方的，因此，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就无形中提高了其话语权。甚至最后在村落中一位妇女的要求带动下，最后彩礼全部以货币形式进行支付。
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消费的刺激是密切相关的，至今"拉动内需"这样的词汇仍犹在耳。对于不同的消费需求（以消费能力为基础）事实上在改革开放打破过去的平等后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地位结构，这又进一步增强了个体间的差异性，个体化就在共性的消散中一步步加强了。
阎在书的最后安排了一章分析麦当劳的快餐文化，看似和书的主题不相干，但阎通过对洋快餐的风行状况的分析提供给我们这样一种认识：由于快餐厅里面的布局和氛围营造，更地给不同的个体提供了一种展现平权的空间。传统的餐馆点餐是男性的任务，麦当劳里人人可点餐，不准抽烟喝酒又限制了男性的权利，等等。也因此，在国外，快餐体现在快，但在中国，进快餐店的人并不图快，甚至是在其中寻求一种"慢"，点份餐在里面坐半小时一小时的大有人在。麦当劳餐厅从一种饮食空间拓展为一种功能多元化的公共社会空间。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从解放前奠基，解放后开始，改革开放后加强，一脉相承。改革开放前，个体是从属于集体的，农村从属于生产队，城市从属于单位，事实上加强了集体化。但这种集体化带来的是把几千年来从属于家庭的模式打破了，在此过程中代际平权、性别平权，这是个体化的一种实质表现。改革开放将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去时，个体进一步成为了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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