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改革开放中体制的开放对个体的崛起是易于理解的，那么又如何理解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呢？阎云翔认为，农村青年拥有的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以及模仿城市生活方式的举动不仅仅是城市文化传播的产物，也是国家在推行意识形态中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这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旨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运动。农村青年个体的崛起利用了国家话语资源，在应对社会制度变迁时，改变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换句话说，个体的崛起不是自下而上以追求个体的权利的，而更是自上而下在国家的管理下进行的。此外，国家在推动个体化进程中会防止个体对政治权力的诉求，遑论群体性的维权行为；在对人群的表达诉求上，国家更愿意给中上层人员机会，而给农民和工人的支持也相对较少。
与西方个体化理论的对话
个体化的理论主要来自于鲍曼、贝克和贝克夫妇以及吉登斯，阎云翔也参照霍华德对个体化的梳理，关注了其三个主要观点：“去传统化”，即指个体日益脱离社会约束；“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即指个体在应对风险时，发展出一种自反性的自我；“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即指个体依旧会依赖社会制度以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将中国与西欧的个体化做对比时，阎云翔概括了两者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
1) 脱嵌的差异。在西方，脱嵌意味着个体身份的转变——他们脱离了以前的社会范畴，又通过其他制度机制重塑自我，也可理解为是脱嵌后又进行了再嵌入，重新界定个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而在中国模式中，脱嵌主要意味着体制的松绑，并进一步要求个体身份的权利。
2) 中国的个体化中，文化民主和福利国家的角色是缺失的。中国的个体为了应对风险，在再嵌入的过程中，会被迫回到私人关系网络，私人关系网络或亲属关系会成为他们的资源，这种过程又不同于传统关系的复兴。在福利国家缺失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会产生两极分化。
3) 西欧的个体化具有自反现代性特点，而在中国，对个人主义的片面理解会扩大个体化的负面影响，如只注重功利主义而忽视了个人主义中平等、尊重他们的一面。
4) 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
余论
阎云翔将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追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并集中考察了90年代的社会变迁。在个体化已然成为显而易见的趋势时，道德以及社会信任正受到这种进程的塑造，使亿万个中国个体能够重树对社会制度的信任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而阎云翔所认为的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是否会进一步深化个体化也值得思考。在此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间，全球化使中国更加开放，中国的个体同时面临着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的洗礼，那么在此背景下，中国个体化又会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呢？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九)：独特的分析视角
阎云翔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读来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所谓熟悉，是因为阎的材料和分析源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即便是未曾经历过去的历史，当下的生活其实也建基于过去的社会基础，总说有那么一些过去的东西还依然隐藏于现实生活的背后；所谓陌生，是阎对这几年的社会变迁进行的理论分析，这也是书名的来源。把个体放进一个更为宏大的时空社会背景中来看其身份地位的变化。过去分析社会变迁多从经济的角度，而阎的视角独特而新颖又不乏经典理论的基础。因此，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社会而言，或者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而言，阎云翔的书给人提供了一种独特而必要的视角和认知。
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因此对于读过阎的另外两本著名著作的人而言，其中有诸多熟悉的内容。此书章目较多，但是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内容或者视角，那就是导论的标题——个体的崛起，伴随个体崛起的就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本书首先提到了农村的改革对乡村社会分层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在过去，乡村社会分层是以政治身份为划分标准的，在改革开放后，由于更关注于经济效益的增长，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自然转变为以家庭经济收入为主。这种变化对于过去处于社会"上层"（相对于"黑五类"等专政对象而言）的人来说地位的变化难以调适（特别是过去作为村社干部而改革开放后家户经济收益并未能处于顶端的人来说这种不适应说最明显的）。当然，从具体的数据分析来看，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并非是翻天覆地的，其中自有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因为村社干部过去掌握着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社会资源，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其实他们更容易抓住机遇提升自己家庭的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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