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又着重考察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似乎在他看来，这两者在中国得以产生影响也是与此前一直以来的个体化进程有关，而这两者又推动了改革后的个体化进程2000、2000。在其背后仍然是国家的力量，即不让搞消费主义是国家，后来让搞、使劲搞的也是国家。
结论则对社会的个体化和中国案例的理论含义进行了*讨论。西方个体化命题的三个观点，1、“去传统化”或“脱嵌”，2、“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逼着人自己控制自己，3、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
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特点：1、流动性带来的脱嵌，2、个体身份重要性增加以及身份认同政治，3、新型社会性的出现，即作为个体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个体化命题在中西之间的区别表现在，1、脱嵌表现在生活政治还是解放政治，2、文化民主和福利国家体制的存在或缺失，3、第二现代性或自反现代性的特点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七)：个体化研究的样本瓶颈
个体化研究的样本瓶颈
——读阎云翔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禾刀
因为曾经长期生活在东北下岬村的缘故，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把东北下岬村作为长期跟踪研究的“标本”，通过长达数十年的跟踪，特别是长期不懈地探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分层、权力、家庭关系、更广泛的亲属联系、家庭经济、婚姻、青年文化、女性地位、消费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的出现等众领域的变迁，力图在观察、思考中努力拼接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路线图”。
作为同样有过长期农村经历的笔者，对于阎云翔在本书中的许多陈述包括结论有着感同身受。比如分田到户后，“某些村民以前在集体制下面享受好处已经成为他们致富的障碍”，因为这些“出身好的普通农民忘了怎么侍弄庄稼”；一些“成功的个体利用炫耀性消费来博取社会地位”；通过分析比较“几代农村青年，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日益增长的反权威的情绪”；“消费主义政治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只能是越来越重要”……
毫无疑问，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重要条件。在下岬村，由于分田到户，原来集体劳作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由耕作，传统意义上的基层约束组织权力被大大削弱，由此带来的是生产力的迅速解放，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家庭在分田到户头两年便迅速解决了口粮短缺问题，财富终于开始积累。最明显的标志当是，农村婚嫁出现了极其鲜明的物质标准——“三转一响”（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收音机）。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这种标志又不断更新变换，时至今日，期待以更为丰富的物质方式来彰显结婚喜庆的现象仍旧颇受社会推崇，而在过去，像这样的个体化表达，必须时时提防被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农村分田到户，打破了传统约束机制。农村改革实际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其结果是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权，终于可以为自己不再饿肚子而心甘情愿地汗流浃背。但是，这一步是否真正促成了农村个体化社会的出现，则有待商榷。
囿于传统文化，农村关系错综复杂，有血源和亲情因素，也有姓氏和地域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人无论走到哪里，总喜欢以地域拉老乡，以姓氏拉本家等方式套近乎。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关系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放在农村，由于族系和姓氏的不同，往往导致势力差别。如此以来，个体社会间平等博弈制约的重要社会标志，往往被家族姓氏等关系所**乃至覆盖，其结果亦可想而知。
至于阎云翔在书中所指，一些村干部不再像大集体时代，那么受到村民的爱戴与尊重。理论上，过去的权力架构确被打乱，村干部对村民的直接约束权力降低。但也应看到，这并不必然代表村民对村干部监督约束权力的“彼”消“我”涨。众所周知的是，“村官腐败”已经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有据为证。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村委会59.9万个，村民小组480.5万个，村委会成员234万人。而在2008年，全国有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成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虽然总体比例并不高，但村官涉腐现象发展迅速，涉案金额频创新高令人触目惊心，像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阎村的村支书阎海明借政府的拆迁安置政策，贪污受贿两千余万元。另一方面，肆无忌惮的职务腐败现象同样惊人。去年10月份在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召开的第11届全国“村长”论坛，结果成了豪车云集的盛会。到底是村民们极其大度，还是一些村官的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村民敢怒不敢言，想必不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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